曾國藩的這一“靜”字法，實乃《孫子》“敵疲我打”、“擊其惰歸”的具體運用，也是曹劌“一鼓三竭”的“氣勢”論的繼承與發展。鹹豐六年，他做《陸軍得勝歌》，提出“陸軍真秘訣”說：“他呐喊來我不喊，他放槍來我不放；他若撲來我不動，待他疲了再接仗。”這是曾國藩從“以靜製動”原則出發所做的規定。他說：“凡用兵最重‘氣勢’二字。”“氣斂局緊’四字，凡用兵處處皆然。”他引述曆史上的許多戰例，來論證蓄氣的重大意義：“大約用兵無他妙巧，常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孫仲謀之攻合肥，受創於張遼；諸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蔽，此善於用氣者也。”這些例子說明：當兩軍對壘，善靜者善養己之銳氣，躁動者必將再衰三竭，雖未戰而靜者已先勝一籌。所以，曾國藩說：“凡行兵，須積蓄不竭之氣，留有餘之力，《左傳》所稱再衰三竭，必敗的道理。”在沒有現代化武器，打仗隻有刀矛，全靠體力，全憑勇氣的情況下，曾國藩的“靜”字法，無疑是有合理內核的。自然，曾國藩的“靜”字法，並不是消極疲遝，被動挨打。他指出“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者如水，靜者如山”。靜時如山之屹立，不可動搖；動則如水之奔騰，不可遏止。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則。他說：“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為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這裏所說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從戰爭誰正義，誰不正義的角度說的，而是指具體戰役戰鬥中，誰先動手，何時動手的問題，即戰役戰鬥何者為主、何者為客的問題。故他說：“古之用兵者，於‘主客’二字精審也。”何調主客？曾國藩羅列道：“守城者為主，攻者為客；守營壘者為主，攻者為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為主，後至者為客；兩軍相持，先呐喊放槍者為客，後呐喊放槍者為主；兩人持矛相格鬥，先動手戳第一下者為客，後動手即格開而即戳者為主。”如何處理主與客？他說：“凡出隊有宜速者，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賊，先發製人者也；宜遲者，賊來尋找，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做主，不喜做客。”他評論湘軍將領說：“近日諸名將，多禮堂好先去尋賊，李希庵好賊來尋我。休、祁、黟諸軍但知先發製人一層，不知以主待客一層。”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勞，養精以應敵，又可靜以審勢，乘機以破敵。所以，曾國藩認為，以主待客是致敵，而不致於敵的最穩健的方略。“凡撲人之牆，撲人之濠，撲者客也，應者主也。我若越濠而應之，則是反客為主，所謂，致於人者也。我不越濠，則我常為主，這就是所說的致人而不被人致。”
曾國藩甚至把這套“主客論”進而推到了戰略問題上。他批評江南大營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對於“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向榮、和春專注金陵一隅，而不顧對金陵上遊的爭奪，在江北，連與江浦、六合緊連的和州、無為一帶也不去占領，安慶、廬州更不在他們的戰爭全局的投影之內。在江南，對與江南大營毗鄰的皖南地區，未力加控製，以鞏固大營的後方。這叫作全失內外之勢。與此同時，向榮、和春又根據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閩、援皖、援江北，近者數百裏，遠者二三千裏，援軍四馳，轉戰不歸”，被太平軍各個擊破。如馮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營，幾被全殲於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餘人全部被殲於揚州，張國棵大敗於浦口，周天培部全軍覆滅。僅這兩次戰役，共損失“兵勇一萬數千名，精銳失之過半”。這叫作全失主客之勢。江南大營的內外、主客之勢之所以全失，曾國藩認為，這是因為向榮等“不能從大處落墨，空處著筆也”。
曾國藩之所以強調後發製人，是與當時戰爭中的主客觀條件有關的。蔡鍔分析說：“其時所對之敵，並非節製之師、精練之卒，且其人數常信於我”，“兵器未如今日之發達，又無騎、炮兩兵之編製，耳目不靈，攻擊力複甚薄弱”，“所以，戰術偏重於攻勢防禦，大概有因時製宜的法則”。所以，曾國藩的“穩慎”棋是一種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對待戰爭中的快慢問題，主張慢中求快；對待戰爭中的戰守問題，主張先守後戰；對待戰爭中的靜動問題，主張以靜製動；對待戰爭中的主客問題，主張以主待客，這些都是以“穩慎”二字為出發點來立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