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猶如火，易於見過，難於見功。”與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風過，不如但求穩慎而漸緩見功。
——曾國藩
曾國藩認為一生當求穩，不可過急。他於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誡曾國荃道：“望弟不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穩適。”“專在‘穩慎’二字上用心。”“務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穩著。至囑！至囑！”其實，隻過了一個多月，金陵就被湘軍占領。曾國藩在臨勝前的這些叮嚀，因是針對急功貪利的曾國荃的一劑攻心藥，同時也說明，“穩慎”在曾國藩的戰略思想中是一以貫之的。他稱讚蕭啟江道：“閣下一軍，向以‘堅穩’二字著名。”鹹豐十年正月，當湘軍正在迅速進軍時，他寫信給胡林翼說：“十一日全軍獲勝後，羅溪河實已無虞。山內一軍，其妙無窮；腦後一針，百病皆除。但此後仍當以‘穩’字為主，不可過求速效。”
曾國藩是非常反對速戰速決的。尹杏農曾兩次寫信給正在“剿撚”前線的曾國藩，借指責周亞夫委棄梁孝王的故事，力陳“兵貴神速”之義。公元前154年，周亞夫平定七國之亂時，接受一個幕客的建議，讓梁國與精銳的吳楚大軍接戰，而自己壁於昌邑，深溝高壘，隻出輕兵至淮泗口，絕吳餉道。吳楚軍經過與梁國之戰後，銳氣大挫，且饑餓不堪，勉力向周亞夫軍挑戰時，周亞夫又堅壁不出，隻得引軍而去。這時，周亞夫立發精兵追擊，一舉而破吳楚大軍。曾國藩在回信中盛讚周亞夫這種深溝高壘，後發製人的戰術。並說：“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皆極拙極鈍之事，與‘神速’二字幾乎相背，即於古人論兵成法，亦於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為什麼他做“極拙極鈍之事”？因為他認為，“兵，猶如火，易於見過，難於見功。”與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風過，不如但求穩慎而漸緩見功。曾國藩讚曾國荃說的兩句話為“良為至論”：“穩紮穩打，機動則發。”然後，馬上補充說：“然‘機’字殊不易審，‘穩’字尤不易到。”故須極力追求，處處用心。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極力反對浪戰，極力反對不知敵我，不知深淺的輕浮舉措、他說：“未經戰陣之勇，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曆，但覺我軍處處瑕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不輕言戰，即不打無準備之仗。他稱讚李續賓，說他“用兵得一‘暇’字決，不特平日從容整理，即使臨陣，也回翔審慎，定靜安慮。”又說：“迪安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曾國荃統兵在吉安前線時，他叮嚀說：“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兵勇以浪戰而玩，玩則疲；賊匪以浪戰而猾，猾則巧。以我之疲敵賊之巧，終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餘昔在營中誠請將曰：‘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曾國荃在金陵前線時，他又囑咐說：“總以‘不出壕浪戰’五字為主。”曾國藩所說的“浪戰”，指勝負不分情況下的戰爭。即或有小勝，或僅小挫，浪戰都帶來嚴重惡果，十卒不但因浪戰而疲困，且因浪戰而對戰事玩忽。與其如此，不如堅而守之，弁勇身心強健，鬥誌昂揚，一戰可勝。這就涉及戰爭中求勝的快與慢的問題、不浪戰，或堅守不戰，似乎勝之甚慢，實際上，養足精力，看準時機，戰而必勝，雖慢實快。否則，欲速反不達。曾國藩這個在穩慎中求進取的戰略，可說是他的戰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強調“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為堅不可撥之計，但使我真能守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於大局”。關於進軍，他說：“用兵之道，可進而不可退，算成必同時算敗”，因此須“先清後路，腳跟已穩而後進”。關於戰役，他主張“宜先守後戰，腳跟站定，庶免震撼之虞”：他常采用圍城打援之法，靜待城中敵人的疲敝，然後一戰克之，如攻太湖、攻安慶、攻金陵，均用此法。
正因為穩慎，曾國藩提出了“以靜製動”的原則。他說：“守城尤貴於靜，務深思深慮。”他評述雙方將領的特點道：“林啟容守九江，黃文金守湖口，乃以悄寂無聲為貴：江岷樵守江西省城，亦禁止擊柝列矩。己無聲而後可聽人之聲，己無形而後可伺人形。”曾國荃圍攻安慶時，曾國藩反複開導他“鎮以圖之”，“總作一堅守不戰之計”，“不分心攻城，專主堅守後濠”。為什麼要如此呢？他的理由是，“賊以積勞之後遠來攻撲，我軍若專守一‘靜’字法，可期萬穩”。故圍城者必須“神不外散，力不歧分”。他甚至認為，在掛車河一帶打援的多隆阿部也應做“堅守之計，任賊誘敵搦戰，總不出隊與之交仗，待其曬過數日之後，相機打之”。因為援軍“軍行人違，氣太銳，其中必有不整不齊之處，隻有一‘靜’字可以勝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