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退自抑要有度，過於謙退，則也難於成事。
——曾國藩
在封建時代，士大夫一入官場仕途，就等於入了“局”，入了最大的“局”。但是，官場積習卻常使英雄感到無用武之地。尤其是到了一個朝代的後期，要破官場積習是很難的，更多的人都是隨波逐流，俯仰任之。這也是許多人不能建功立業的基本弊習之一。
在曾國藩的處世經中，人們都知道他處處以小心謹慎，謙忍退讓，委曲求全等為準則，而往往不知道他的處事之道中，也有另外的重要一條，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他的“敢”、“勇毅”雖然體現不多，但卻往往是用得適時，適機，對以後的成敗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朝的政治風氣，在嘉慶道光以後日見泄遝萎靡，人才亦日見寥落。這與皇帝的好尚及執政者之逢迎諂諛，都有密切的關係。《瞑庵雜識》中曾有一條說：
曹振鏞晚年恩遇益隆，聲名俱泰。做了很長時間的大學士卻平安如初。他的一個門生請教原故，曹答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當時流傳頗廣的一翦梅形容官場積習雲：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其二雲：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其三雲：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讚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其四曰：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子蔭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諡文忠，也諡文恭。
曹文正即曹振鏞，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倚信的宰相。曹振鏞之瑣鄙無能，養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風氣之柔靡泄遝。
在這一世風下，曾國藩卻能反其道而行之，眾相柔靡之時，他卻敢迎風獨立，挺身而出，卻是何等的膽量。
鹹豐年間，曾國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場風習、山川形勢，民生疾苦與武備弊壞。當他由內閣學士升為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時，目睹時局危急而政風頹靡，遂閱皇帝下詔求言，而勇敢地先後上了幾道條陳時務的奏疏、在那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是他在1851年4月間所上的一道《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轉移政治風氣，培養有用人才，全在皇帝個人的態度。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國藩忠君愛國及有作為、有膽識、有擔當的耿直風格，也對他此後的“平亂”事業，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在這道奏疏中，他指出專製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視天下臣民如無物。其最後所至，必將是“直言日覺其可憎，妄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然而，這些話卻不是自矜才智的專製皇帝所樂意聽聞的。而且，在積威之下，大多數的人為了自保功名富貴，也決不肯把這種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說，以免皇帝一旦發怒，自己將頓罹不測之禍。即以曾國藩當時的情形來說，除了曾國藩，也不曾有人上過這樣激切伉直的諫疏。所以，後人說他有古大臣“伉直之風”。曾國藩這種讀書經世的風骨，在這裏可以充分看出。
曾國藩所上的這一奏疏，對當時的政治風尚及皇帝個性，可說是痛下針砭。如果皇帝果真因此發怒，曾國藩的命運，真在不可知之數，據說，鹹豐皇帝在初次見到此疏時，確曾大為震怒，將原疏擲之地，並欲將曾國藩重加懲治。幸賴軍機大學士祁雋藻一再疏解，鹹豐皇帝經過一番深刻的思想鬥爭之後，才終於為曾國藩忠君愛國的本意所感動，不僅未予加罪，且降旨褒獎曾國藩之敢言，命兼署刑部侍郎。曾國藩家書中有此時所寫的致弟書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