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受恩深重，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進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要業，而絕自是之萌，此餘區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於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餘區區之餘意也。
政治家的遠見和抱負，在這一些話中已經透露得很清楚了。曾國藩之必能成就日後的事業，於此亦可窺見其端倪。金梁所撰的《四朝佚聞》說：曾國藩因上聖德疏為文宗所特知，諭祁雋藻曰：“敢言必能負重。故其後遂倚以平亂。”
由此說來，曾國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現了他的耿耿忠忱，而鹹豐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國藩之有擔當、有抱負，可委以重任。此一奏疏在曾國藩個人前途，以至清皇朝的前途居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有書記載說，曾國藩最怕雞毛。書中說，曾國藩平素莫名其妙的最怕雞毛，偏又愛吃雞肉。當時，緊急公文，信封口都帖有雞毛，俗有“雞毛令箭”之稱，曾國藩一生，見了這種文書，總是不敢親自開拆。曾國藩死前的一年（同治十年，1871年）他到上海閱兵，閱兵台上供張齊備，侍衛先來檢查，瞥見曾國藩的坐位後麵有雞毛帚子，大駭，立刻吩咐取去藏過，閱兵儀式才如常舉行。就是這樣一個連雞毛都怕的人，卻能冒死犯顏直諫，不失時機地說出那些常人所不敢說的話，確是令人佩服。
民國時期學者徐一士評論說：蓋此疏之伉直，在當時確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時進士、廷臣孫嘉淦對乾隆皇帝所上的《三習一弊疏》，雖然號稱為有清一代的名奏議，然而，僅泛泛而論朝政得失，與曾國藩的直言鹹豐帝種種過錯之舉，實在不能等同。
對於自己的果敢，曾國藩自己也有正確的認識，他寫信給家人說：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領略了京城的境況風氣，那些身居高位的顯官要員，故意顯示寬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對待部下姑息縱容，一團和氣，對這種現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養成的稟性並未因此磨平，越發變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裏打算稍稍改變一下社會上在三四十年來形成的不分黑白、不著痛癢、難以破除的風氣，不過，糾正偏差難免會超過原有的限度，有時不免出現意氣用事的偏頗，因此，經常招致怨恨，被人議論紛紛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對待他人，本來就不應當僅僅拿中庸之道來苛責，還應該同情體諒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來糾正惡俗的苦衷啊！
這裏是以“敢”字體現出來的誠，是以匡時救世，力挽世風之誌體現出來的敢。有了這一敢字，才有了曾國藩後來的步步晉升。
因此，
沒有這樣一些“果敢”和“勇毅”，恐怕就沒有以後曾國藩的顯赫騰達及功成名就，也就不會為人們所稱道了。因此，文化大師郭沫若說，“因當懼而懼，不失為勇者，因當勇而勇，不失為智者。”
立世大智慧
在曾國藩的處事之道中，有另外的重要一條，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他的“敢”、“勇毅”雖然體現不多，但卻往往是用得適時，適機，對以後的成敗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