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說：“盡信書不如無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變化不測謂之神”。當我們以一個現代人的眼光去研究偉大的中國智慧書《周易》的時候，常常會發現許多在現當代所出現的新事物，在古人的著作中查閱不到相應的解釋，隻有在理解《易經》的精神的基礎上，才可以對這些新變化和新事物作出相應的解釋或對位。此外，更重要的，對許多事物，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否則，信而迷之，便變成“迷信”了。
綜觀人類文明發展史，《易經》這部古籍文獻使古今中外的社會科學家、自然科學家乃至國君、百姓均對其特別關注，千百年來探求不已，玩索不止。清朝乾隆欽定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盛讚其為：“《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
《易經》不僅是七千年中國文明史的源頭活水，而且也雄踞“世界三大經典”——《易經》、《聖經》、《吠陀經》之首。其地位之顯赫、聲譽之崇高、影響之深遠、作用之神奇，不可不謂之為“天下第一書”。
自古迄今，對《易經》的探索者前仆後繼，數不勝數，形形色色的研究專著也是汗牛充棟，美不勝收。這裏暫且按下國人對這一國寶的研探之論和溢美之詞不表，先來擇要瀏覽一下海外異域的學術權威們對《易經》的評價：
德國辯證法大師黑格爾(G．W。FHegel)在《哲學史講演錄》中說：“《易經》，包含著中國人的智慧。”
美國哲學家卡普拉(FGapra)在《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中說：“可以把《易經》看成是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核心。權威們認為，它在中國幾千年來所享有的地位，隻有其他文化中的《吠陀》和《聖經》才可以相比。”
歐洲近代著名學者捷恩(C．Grane)在英文版《易經》的序言中寫道：“談到世界人類惟一的智慧寶典，首推中國的《易經))。在科學方麵我們所取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後來的事實所推翻，惟獨中國的《易經》亙古常新，相延幾千年之久依然具有如此價值，而且與最新的量子物理學頗多相同的地方。”
丹麥著名量子物理學家玻爾(N．H．D．Bohr)在1927年建立了互補原理，引起世界轟動；但當他在1936年到中國講學時見到《易經》太極圖時，便驚歎“中國人幾千年前就有了互補的理論思想，並以圖形表示”。他手捧《易經》如獲至寶，將太極圖定為其族徽勳章的標誌圖案。
德國數學家、哲學家萊布尼茲(G．wLeibniz)在《致德雷蒙的信：論中國哲學》中說：“《易經》也就是變易之書。在伏羲以後許多世紀的文王和周公，以及在文王和周公又以後五個世紀的著名的孔子，都曾在這六十四個圖形中尋找過哲學的秘密……這恰恰是二進製算術，即陰爻(一一)就是0；陽爻(一)就是l。這個算術提供了計算於千變萬化數目的最簡便的方式。”他在1703年《給白晉的信》中又說：“伏羲圖，它與我的二元算術如此吻合……我不得不承認，即使我自己，如果未曾建立二元算術的話，對伏羲圖哪怕研讀再長時間也未必能夠破解。”
日本19世紀下半葉明治維新時，統禦大權的皇室就宣布：“不知《易》者不得入閣。”正如唐太宗開國宰相虞世南所雲：“不讀《易》不可為將相。”
德國現代生物遺傳學科學家申伯格(M．Schonbergre)在1973年出版的《生命的秘密鑰匙：宇宙公式<易經)和遺傳密碼一文中說：“首次發現的六十四個生物遺傳密碼的‘詞’，與六十四卦相對應。”
美國國際易經學會主席成中英在《大易集成》中說：“我們說《易》是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的原點和源頭活水毫不為過……”
英國劍橋學者李約瑟(J．Needham)在他著名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說：“中國類似《易經》等古代科學技術知識曾極大地影響了世界文明的進程，為全人類作出了巨大貢獻。”
我們再來看《易經》在海外異域的傳播：
17世紀20年代，法國傳教士金尼格(NiclasTrigault)將《周易》譯成拉丁文本傳入西方。
18世紀50年代，法國傳教士鬆君榮(AntoniusGoubil)將《周易》譯成法文本。
19世紀下半葉，英國傳教士理雅格(JanesLegge)將《周易》譯成英文本，1882年在英國出版。
20世紀20年代，德國駐華文化參讚、傳教士衛禮賢(RichardWilhelm)將《周易》譯成德文本，1924年在德國耶拿出版；後又譯成英文本，1950年在美國紐約出版，書名為The，ChingorBookofChanges。
1984年，當中國學術界還在對“《周易》中的糟粕迷信”進行批判之時，第一屆國際易學大會在韓國漢城隆重開幕。幾十個國家與地區的專家學者雲集在這個以《易經》中的太極陰陽圖和八卦卦象為國旗圖案的國家首都，來廣泛深入研究探討中國《易經》的古今學術地位以及它對當前與未來的影響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