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戰國七雄的時代各國還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較多的奴隸製的殘餘，那麼，在秦皇朝統一全國後，封建製度幾乎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中都確立了自己的優勢。它大力提倡並積極推行的獎勵耕戰的基本政策，固然製造了一批當權的軍功地主，但也鼓勵了眾多的小農通過耕戰改變自己的政治經濟地位。統一全國之前的秦國，僻處西方一隅，由於複雜的曆史和社會原因，其舊貴族的勢力本來就不怎麼強大。經過商鞅十多年的變法，這些舊貴族又受到很大打擊，他們世襲財富和權力的觀念遠較東方六國淡薄。特別是，遠自秦穆公以來，秦國的用人政策就顯得比東方六國開放。在秦國的各級政府中，不僅集結著來自東方六國的許多優秀人才，而且其中也不乏由社會下層晉升起來的文臣武將。到秦皇朝樹立了在全國的統治以後，封建官僚製度得以普遍推行，人才選拔的範圍更加廣泛。處於社會下層的小自耕農——他們構成了秦皇朝“黔首”的絕大部分，在“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和“食有勞而祿有功”的政策之下，人人麵前都展示著發家致富、獵取爵祿的美好希望。不過，在整個秦皇朝統治時期，布衣將相的觀念雖然已被社會接受，若幹個別的布衣將相也得意洋洋地出入阿房宮，但是，布衣將相之局卻始終沒有形成。原因很簡單，從韓信“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的情況看，秦皇朝選取官吏起碼有一個財產資格，這實際上就把大量的社會下層的賢能之人拒之於官府大門外，從而在事實上使其官吏的絕大部分來自文武官員的後裔和地主階級的中上層。盡管如此，自春秋至秦朝統一這一段曆史時期若幹布衣將相的出現，尤其是布衣將相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觀念得到人們廣泛的認可，就為漢初布衣將相之局的出現提供了曆史的和現實的依據。
造成漢初布衣將相之局的根本原因是偉大的秦末農民戰爭。這次戰爭的發難者是一個名叫陳勝的雇農，而此人又是抱著“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信念掀起中國曆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風暴的。在這場曆時三年多的農民戰爭中，雖然也有不少六國舊貴族及當年依附於他們的文武之士參加了起義軍，但更多的地位卑賤的下層勞動者憑借著這一廣闊的舞台顯示了自己創造曆史的巨大力量和卓越才幹。秦皇朝滅亡後，項羽實行大分封，六國貴族及其後裔中的不少人又重新戴上王冠，曆史仿佛給了他們一次光複祖業的機會。然而，接踵而至的四年楚漢戰爭卻使麇集於項羽周圍的這批六國舊貴族的力量受到了又一次致命的打擊。這樣以來，當劉邦集團高奏凱歌的時候，跟隨他打天下的那個群體也就理所當然地以布衣將相的身份在漢初政局中居於獨占鼇頭的地位。因此，可以這樣說，秦末農民戰爭為社會下層的賢能之士嶄露頭角提供了一個根本的條件，而楚漢戰爭又使劉邦為首的布衣集團通過戰勝項羽為首的六國貴族集團而取得了獨享政治權力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