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202年劉邦正式稱帝管理西漢王朝，到漢文帝統治時期（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漢初的四十多年間，在中國封建社會綿延兩千多年的曆史上，出現了獨有的“布衣將相之局”。尤其在劉邦當國的七年中，這一特點更加鮮明和典型。放眼望去，從最高的皇帝到雄據一方的異姓諸侯王，從大權在握的丞相到統帥雄兵的驍將，絕大部分都來自社會下層。顯赫的權力，尊貴的爵位，耀眼的榮華，也難以洗淨他們身上的泥土和市井之氣。這一布衣將相之群的人數之多和曆時之長，是中國任何封建皇朝所無可比擬的。清代著名學者趙翼早已注意到這一曆史現象，並對形成這一局麵的原因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
漢初諸臣，惟張良出身最貴，韓相之子也。其次則張蒼，秦禦史；叔孫通，秦待詔博士；次則蕭何，沛主吏掾；曹參，獄掾；任敖，獄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寬，魏騎將；申屠嘉，材官。其餘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等，皆白徒。樊噲則屠狗者，周勃則織薄曲吹簫給喪事者，灌嬰則販繒者，婁敬則挽車者，一時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將相，前此所未有也，蓋秦漢間為天地一大變局，自古皆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視為固然。其後積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無有底止，強臣大族篡弑相仍，禍亂不已。再並而為七國，益務戰爭，肝腦塗地，其勢不得不變。而數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時亦難遽變，於是先從在下者起，遊說則範雎、蔡澤、蘇秦、張儀等，徒步而為相。征戰則孫臏、白起、樂毅、廉頗、王翦等，自身而為將。此已開後世布衣將相之例。而兼並之力尚在有國者，天方借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掃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於是縱秦皇盡滅六國，以開一統之局。使秦皇當日發政施仁，與民休息，則禍亂不興，下雖無世祿之臣，而上猶是繼體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痛，人人思亂，四海鼎沸，草澤競奮，於是漢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此氣運為之也。天之變局，至是始定。然楚漢之際，六國各立後，尚有楚懷王心、趙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韓王成、韓王信、齊王田儋、田榮、田廣、田安、田市等。即漢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韓等，繼分國以侯絳、灌等。蓋人情習見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數年而六國諸王皆敗滅，漢所封異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敗滅。則知人情猶狃於故見，而天意已另換新局，故除之易耳。而是時尚有分封子弟諸國。迨至七國反後，又嚴諸侯王禁製，除吏皆自天朝，諸侯王惟得食租衣稅，又多以事失侯，於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遺法始蕩然淨盡，而成後世征辟、選舉、科目、雜流之天下矣，豈非天哉！
漢初布衣將相之局形成的原因講出了很有價值的觀點：春秋以來世侯、世卿製度的逐步破壞，戰國時期的白身而為將、徒步而為相傳統的影響，秦末農民戰爭又把最下層的社會成員推到了曆史的前台。雖然“人情習見前世封建故事”，漢初對異姓、同姓諸侯王的封賞仿佛重現戰國群雄並立景象，“而天意（此處可作曆史趨勢解）已另換新局”，曆史的發展已把五霸、七雄的理想變成夢囈。這一切說明趙翼有著相當深邃的曆史眼光。但是，他認為自從西漢中期景帝、武帝對諸侯王進行較徹底的打擊和限製之後，隨著征辟、察舉、科自等選官製度的推行，西漢以後的中國曆代封建皇朝仿佛都是布衣將相執掌朝政了。這裏，趙翼顯然是把後世通過各種選官途徑組織起來的官僚機構混同於布衣將相之局了。不可否認，由於中國的封建社會是以任免製的官僚體製代替奴隸社會的世卿世祿的貴族政治體製，因而幾乎每個朝代都有一部分幸運兒由布衣而卿相。“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並非絕無僅有的個別現象。這種情況，在一場大規模的農民戰爭之後建立的新皇朝初期則更為顯著。但是，從嚴格意義上講，即使純粹由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做皇帝的明朝初期，也不好說形成了布衣將相之局。因為明朝初年的文臣武將除少部分來自社會下層的勞動人民之外，絕大部分都出身世宦世儒之家。其他朝代如東漢初、晉初、隋初、唐初、宋初、清初就更是如此。那麼，為什麼獨獨西漢初年形成了曆史上公認的布衣將相之局呢？
漢初布衣將相局麵的形成，既有深刻的曆史原因，更多地應歸因於現實的特殊條件。中國曆史發展到春秋時期，尤其是戰國時代，隨著封建製度取代奴隸製度，社會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都發生了極其劇烈的變化，世卿世祿製度遭到嚴重的破壞。激烈而複雜的政治、外交和軍事鬥爭，把社會上最優秀的人物召喚到曆史的競技場上。使出身於社會下層的賢能之人大展宏圖，一夜之間蜚聲列國，富貴莫比；同時也使出身高貴的平庸之輩被無情地淘汰，“降在皂隸”或葬身溝壑。各個諸侯國的君主為了富國強兵，力爭在群雄角逐中立定腳根並獲得發展，無不擺出禮賢下士的姿態，四處招攬人才，食有魚，出有車，居有屋，養士之風盛極一時。身懷絕技的文武之士，仆仆於列國之間，趾高氣揚，待價而沽，黃金台上，楚王宮中，到處都留下他們的蹤跡。甚至引車賣漿者流，雞鳴狗盜之徒，也堂而皇之地躋入統治階級的殿堂，憑一技之長博取富貴利祿。這種情況，有力地衝擊著世卿世祿製度所造成的門第、血統、等級等觀念。與此相適應，在地主階級作為一個革命階級向奴隸主貴族進行鬥爭的時候，其思想理論上的代表法家也喊出了“不分貴賤親疏，一斷於法”的口號，顯示了他們對形式上平等的要求。如此以來，形式上的平等觀念的傳播與事實上社會下層某些勞動者地位的上升相結合，形成了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特有的等級混亂、壁壘鬆弛的現象，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秦朝統一中國。秦皇朝雖然也製定了嚴格的爵位等級製度，但因為它基本上廢除了奴隸社會通行的分封製度，把爵位與軍功勞績聯係在一起，至少在表麵上給人以爵位麵前人人平等的印象。雇農出身的陳勝能夠說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種石破天驚的豪言壯語，可以在秦末農民戰爭中被三老、豪傑們推上王位而被起義隊伍所接受，說明這一時期人們在觀念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布衣稱王，布衣為將相都已經得到社會的認可。可以這樣說，沒有春秋戰國時期階級關係的重大變化，沒有社會觀念的不斷更新，也就沒有西漢初年的布衣將相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