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思昌離開雙河市二十八天了，三聖街的早晨一如既往，拉糞車的鈴聲在巷子裏由遠及近地響起來，女人們頭發淩亂衣衫不整地出門倒馬桶，部分早起的女人們生好爐子後三五成群拎著竹籃結伴出門買菜去了，口袋裏票子寬裕的女人在巷口買了幾根油條回來當早點，她們在油條香味的感召下一路心情良好，笑聲比沒有油條的女人要清脆許多。
然而，76號大院的早晨沉悶而窒息，起床後的男人們不說話，他們倚著門框木木地抽著煙，生爐子的女人們蹶著麻木不仁的屁股將淘好的米倒進架在小煤爐上的鋁鍋裏，誰也不跟誰說話，院子裏走來走去的人像在布置靈堂一樣沉默地挪動著步子，他們的臉上無法褪盡夜晚的顏色，鞋底一樣地粗糙而模糊。陳道生聽到院子裏的腳步聲雜遝而淩亂，如同一塊塊磚頭扔到了他動搖的心裏，他不敢出門，這些天來，院子裏的人越是不問，緊張的空氣越濃，恐懼的氣息越厚，就如同在醫院看望一個將死的病人，誰都不提“死亡”的字眼，不提意味著死亡就在枕頭邊上。陳道生能說什麼呢？他不需要說服和鼓勵大家對劉思昌堅定信心，因為大家對劉思昌從來就沒有懷疑過，可劉思昌畢竟快一個月了還沒回來，雲南的山洪怎麼把路都衝成絕路了呢？條條大路通羅馬，為什麼就不能條條大路通雙河呢？他曾試圖去跟街坊們解釋劉思昌遇到的困難，解釋七八噸玉石坯料一個人是背不回來的，滇緬公路從抗戰以後很少使用，路況早就今不如昔了，可這種解釋不僅是杞人憂天而且還暴露出了對劉思昌和對街坊們缺少足夠的耐心與信心。天氣預報上說近半個月來雲南早就不下雨了，於是，一清早陳道生坐在床上又打開了電視機，他希望那個口齒伶俐的女播音員說雲南全省的每一個角落都暴雨成災，每一條道路都毀於滔天洪水。黑白電視信號不好，整個屏幕在下雪，聲音在雪花的後麵像說夢話，聽不清楚。
錢家珍趿著拖鞋在院子裏公用水龍頭和屋外石棉瓦搭建的廚房之間走來走去，她對陳道生的徹夜不眠一無所知，劉思昌是否回到雙河就跟香港是否回歸祖國一樣在這個早晨絲毫不影響她喝稀飯就著醃羅卜啃大饃的姿勢，也不會影響到她一天打牌的心情，包括女兒小莉，她也覺得是自作自受，自食其果，降價處理純屬正常。通常人們都不願以最壞的惡意去想象一個人和評價一個人，尤其是女人，但生活中就有錢家珍這樣的女人，陳道生不碰上，王道生李道生也會碰上，這就是命。六塊錢幹石灰買回來了，陳道生問她怎麼不刷，錢家珍說了一句喪氣的話，“我不想刷了，從牢裏回來，又不是從美國回來，跟個娶新娘子一樣，也不嫌丟人。”陳道生歎了一口氣，重重地吐出煙霧，看一口袋石灰扔在米缸旁邊，像偷回來的一袋子碎磚爛瓦，毫無意義又讓人討厭。
檢察院起訴書送來的時候，陳道生正準備去店裏，這一段日子店裏的棉襖棉帽棉手套棉襪棉馬夾賣得好極了，沒賺幾個錢，但賺了人氣，陳道生正想著這個冬天薄利多銷的前景，打算再進五十件棉襖，兩個戴大蓋帽的檢察官送來了與棉襖毫不相幹的起訴書。
檢察官臉上是一副公事公辦的表情，他們衣冠楚楚嚴肅冷漠，高個子打開文件夾，將一疊打印工整的起訴書遞給陳道生，並讓陳道生在收到起訴書副本的文件夾子裏簽字，陳道生被堵在自行車龍頭前，一臉的糊塗，“同誌，你們是不是搞錯了？”高個子檢察官說，“如果你不是陳小莉家長的話，那我們就算送錯了。錯了嗎？”陳道生揚起笨重的腦袋，“沒錯！”矮個檢察官將一支鋼筆塞到陳道生手裏並指著文件夾裏的一個空格處說，“那就簽字吧！”陳道生見檢察官口氣裏帶有命令的意思，他什麼也沒看，就在指定的位置寫上了自己的名字，名字寫得很流暢，很漂亮。矮個檢察官合上文件夾，對一臉麻木的陳道生說，“還有一個星期就開庭了，你們給陳小莉請一個好一點律師。”高個對矮個嘰咕了一句，“這個案子比較複雜。”聲音很小，陳道生沒聽清楚。
陳道生的臉迎著陽光，眼睛睜得很小，也很困難，他拉住高個檢察官的袖子，百思不得其解地問，“同誌，領導，劉思昌不是跟你們說好了嗎，小莉不是沒事了嗎？市裏都答應了，放小莉回家，家裏小莉的房間都收拾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