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道生每天帶二百串糖葫蘆出門，不到天黑就賣個盡光。
這一年年底的時候，他終於摸出了賣糖葫蘆的規律，嚴管街的商場門口絕對不能賣，一逮到就要罰款，但可以在嚴管街的拐彎的第一個巷口賣，那是去嚴管街的必經之路，客流量比較大，隱蔽性比較強，管得也比較鬆，屬於戰略上的薄弱地帶，如果遇到大檢查或來了什麼上級大領導的時候，市容管理的人就會增加，那麼推著車叫賣的時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一看二慢三快，先看是不是有市容的人出現在附近，然後慢慢地靠近客流量多的大街拐彎處的巷口，如果發現市容的人來了，要立即騎上車飛快地離開。一般情況下，對於這種遊動攤點，跑了後市容的人也不會追的，這像打仗一樣，很驚險，很刺激，陳道生甚至想到了這就是毛主席講的遊擊戰，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疲我擾，敵追我跑，大概就是這個意思，陳道生覺得這很有趣。兩個月來，陳道生除了第一天被罰五毛，此後也隻被抓到過一次，他什麼話也沒說，乖乖地掏了五毛錢。
在大街上不必久留是因為還要抓住兩個關鍵的時間段，一是上午十一點半，二是下午四點半，這兩個時間正好學生放學，所以務必提前十五分鍾趕到一所小學門口，放學的鈴聲一響，學校的大鐵門一開，小學生們一擁而上，糖葫蘆幾乎不是被買走的，而是被搶走的。要是上午賣光了，遇上時間充裕，中午騎飛車趕回去再做些貨出來賣，口袋裏的毛票和塊票就會塞得鼓鼓的，最多的一天陳道生曾賣出過三百一十串。賣糖葫蘆還有兩點必須要注意，一是不能去中學門口賣，中學生總有一種已經長大的念頭，無論男女生，雖然想吃，但都不願在大庭廣眾下買，他們一般是在快到人跡罕至的巷子裏才會悄悄地買上一兩串，然後迅速離開；二是不能在固定的小學門口叫賣，叫賣久了，學校會出來幹涉，說影響學校的周邊環境，甚至指責陳道生擾亂了教學秩序，陳道生曾跟校方辯論過，“我又沒到你教室裏賣，怎麼擾亂你教學秩序了？我看你們像林彪四人幫，就會給人亂扣帽子亂打棍子。”校方不理睬，然後會把派出所的警察叫來，要他出示營業執照還有衛生許可證，陳道生傻眼了，口氣也軟了下來，他說自己被一個朋友騙了三十萬，又沒錢做大生意，做點小買賣慢慢還債，還不知道這輩子能不能還清，一臉苦相，一腔的悲慘，警察們將信將疑，陳道生就說，“你要是不相信，就到三聖街去調查。我以前也是堂堂國營廠的正式工，還當過市裏的勞模。”校方和警方看陳道生神情淒惶言辭懇切，就不再追究，說，“去吧，去吧！以後注意點！”沒罰款，陳道生千恩萬謝，推著車跑了。所以在小學門口叫賣，適宜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全市幾百所小學，就算在附近十裏路範圍內輪一遍也要好幾個月，過一段時間再來，也就不再紮眼了，也沒人過問了。
陳道生覺得自己的這些經驗都可以辦一個叫賣糖葫蘆的培訓班了，他想讓錢家珍也加入進來賣糖葫蘆，可錢家珍堅決不幹，“那跟叫花子有什麼兩樣！”當初服裝店營業員都不當，怎麼會去沿街叫賣，陳道生也隻是隨嘴說了一句，還沒說完就知道說錯了。
進入隆冬以來，錢家珍的情緒越來越壞，她對自己今生再也無法轉運充滿了憂傷和絕望，錢家珍生得白裏透紅膚色細膩，眉眼之間也不乏楚楚風情，可她畢竟已經四十二歲了，身材也有點偏豐滿，屬於這個年頭女人比較忌諱的體形，所以她身上女人的優點再多也隻能像一瓶用剩下的價格昂貴的化妝品，品質再好，也隻能叫作殘留的風韻，落日的餘暉。年輕的時候她可以理直氣壯嚷著離婚，可人到中年，離婚隻是她吵架的一個符號用語，沒什麼實際意義，半輩子吵吵鬧鬧，基本上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衝突，也就是一個窮字，應驗了“窮爭餓吵”那句老話，等到家裏有了大難，陳道生真的準備跟她離婚的時候，她卻不幹了，盡管陳道生是不想讓她跟自己綁在一起共同承擔這也許要到下輩子都還不清的債，但在錢家珍看來，這是陳道生拋棄她，是想借機摟著小寡婦過日子，所以她堅決不幹。她把轉運的希望寄托於一個瞎子掐來掐去的手指上，可最後掐出的竟然是改嫁當姨太太，讓她去當姨太太就相當於讓一個跛腿歪嘴的女人去當時裝模特，這樣類比雖有些損人，但錢家珍心裏確實是這樣想的，所以這個災難的冬天她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日子越往下過，喘息變得越來困難，走在三聖街巷子裏，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是債主，所以她低著頭走路就像文革時被造反派拽住頭發往下按住沿街批鬥一樣，老廠長就曾在三聖街遊過街，可老廠長隻遊了一次，她是天天被一雙雙無形的手按著腦袋在三聖街遊行示眾，隻有在牌桌上，她才能忘記貧窮和恥辱，才能找到做人的公平與平等，下了牌桌，走進家中，又像走進地獄，她真的厭惡那漏風漏雨的破家，可不回去，又能去哪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