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近了。陳道生急了。
年關抵在陳道生麵前就是一道鬼門關，二十多人上門“了解情況”無論怎麼解釋都是一次集體性的逼債，是一次不體麵的質問。最初陳道生認為欠債除了欠錢之外，還欠情，這次集體上門後，陳道生發現，欠債也是欠理，借錢不還就是理虧。陳道生很累，但倒在床上就是睡不著，床在他身下就是一個不讓人睡覺的地方，眼睛澀得要命，但閉上眼睛腦子轉得更快，還債在他平放於床鋪的腦袋裏變得遙遙無期，後半夜的時候，遠處火車尖銳的汽笛聲將寂靜的夜撕成兩半，陳道生坐起來看窗外，院子裏一盞孤燈掛在水泥杆上發出昏黃的光，光亮之外，夜色如墨，天總是不亮。
天亮後的巷子裏像一個漏風的袖管，匆忙走過的街坊頭發很亂，陳道生每天推著自行車出門賣糖葫蘆，總是主動打招呼，打招呼的感覺跟討好賣乖是一樣的，每個迎麵走來的幾乎都是他的債主，陳道生覺得如果討好賣乖能夠讓街坊的內心感受與臉上的表情完全一致，他願意一輩子都這樣。街坊在陳道生打招呼的時候，總是很客氣的應和著，但時間一久，陳道生敏感起來，他發覺如果不先打招呼，好像沒有一個街坊主動先跟他說話，是自己心有餘悸太快了，還是街坊如鯁在喉怠慢了，自二十多戶上門問債後，這種情形變本加厲了。
逼近年關的時候，陳道生不想賣糖葫蘆了。
每天推著車賣糖葫蘆像遊擊隊員一樣四處奔走，走街穿巷的感覺很像流竄作案，這種感覺很窩囊。最焦慮的是，兩個多月來，他總共掙了不到一千塊錢，最多一天掙二十多塊錢，平均每天隻掙十來塊錢，這買賣不能開店鋪銷售，季節性又強，到了夏天，太陽一曬，糖衣往下淌，沒人吃了，生意就沒了。賣糖葫蘆糊一張嘴都是季節性的，要想還債，差不多就是癡心妄想，即使一年賣到頭，他算了一下，要想還清債務，至少要六十多年，這一段日子，他想得最多的就是在一生走完之前，一定要把債還完，他不願在他死後還被人指指點點。
陳道生許多想法是無法跟人說的，說了也沒人聽，錢家珍除了抱怨和指責，是不會多給他一個溫暖字眼的，院子裏人嘴上不說，但從他每天搗騰糖葫蘆的姿勢中早就對還債絕望了，他們都有一種認倒黴的無奈，所以大夥有機會湊到一起的時候，說得最多的就是，“就算抓到劉思昌，他也得被槍斃，騙去的錢肯定是一分搞不回來了。”說劉思昌，也是在說陳道生，沒有任何一個人說陳道生能把債還清，就連相關的片言隻語都沒說過，陳道生真希望院子裏的人哪怕說漏嘴說上一兩句，可等了幾個月，經常說錯話的院子裏還是沒一個人說過。在他們的想象中，陳道生要還清三十萬就像國民黨反動派反攻大陸重新奪回政權一樣完全是不可能的，而陳道生想的是，要是還不清三十萬的話，他寧願不活，他是為了還債而活著，而不是為了活著才還債的。
這些話隻有對於文英說。
陳道生推著車不知不覺叫賣到了紅蜻蜓快餐店門前，他也不知道怎麼就賣到這條路上來了。已是午飯後時光，店裏已經空了，穿著白大褂的於文英正站在一堆飯盒邊將剩餘的菜進行合並，見陳道生來了，他放下手中的勺子迎了過來，“來，吃一份盒飯吧！”陳道生咽了咽唾沫說已經吃過了，於文英說算我請你吃的，陳道生說真的吃過了，邊說邊從車後草坯上拔出一串糖葫蘆遞給於文英，於文英接了過來，並不吃，拿在手裏像拿著一束紅玫瑰。
陳道生站在午後清冷的空氣中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於文英，“好像一條街的人都對我不放心，也可能是多心了。”於文英在快餐店夥食不錯，臉上紅潤了許多，她對陳道生說，“不是對你不放心，而是一條街的人相信你隻是做小買賣的人，可我不信。我早就講過，五年、十年、二十年後再看，誰是英雄誰是狗熊不就清楚了。”於文英的話很抽象，甚至有些標語口號式的空洞，但陳道生聽著卻像快要死的被人打了一劑強心針一樣，他能感到滾燙的血在全身上下川流不息。三聖街一條街上，隻有於文英說這樣的話。
快餐店門前法國梧桐樹上最後一片枯葉飄到了陳道生肮髒的皮棉鞋邊，這片掙紮了一個冬天的枯葉很像他的經曆，他挪開腳，不忍心踩碎它。
於文英的白大褂給了陳道生一種很隱蔽的暗示，他想起了於文英在市二院當大夫的表姐趙文麗，趙文麗也穿白大褂，他對於文英說，“你表姐還在二院當大夫？”於文英問，“你病了？”陳道生說，“胃不好，我想找她看一看。”於文英說，“我陪你去吧！正好她今天下午值班，店裏也沒事了。”陳道生說，“我一個人去，她去過我們店裏，認得我的。”說著了陳道生騎著車就走了，於文英目送著陳道生遠去的背影搖搖晃晃，直到消失在人車混雜的視線盡頭，她的心裏突然湧起尖銳的悲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