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點上，莊恒倒是像極了父親。雖說他表麵上並不如父親那般的抵觸西方文化，一口英文更是說得地道。但我知道，他骨子裏的那份身為華夏民族子孫的驕傲和自豪比之父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在我們家裏，莊宇莊楠所受的中文教育更甚於我當年。家中那個可媲美小型圖書館的藏書室就已經是包羅萬象了，莊宇莊楠從小就是在裏麵找著古籍長大的。每回有機會到內地去，我們也都是盡量把他們帶在身邊。莊恒是從來不允許莊宇莊楠叫他一聲“爹地”的。說是聽著就別扭。於是兒子女兒也就從善如流的隻喊他“爸爸”，偶爾也戲稱他一句“父親大人”。我不知道孩子們是不是也如我幼年那般在背後暗暗腹誹，可我希望他們有一天能真正明白我們的苦心，能真正和他們的父輩一樣擁有做中國人的驕傲。
記得大概在80年代末，莊氏終在香港穩占一席，稱霸金融地產業。在那之後，莊恒向董事局提出議案，要投資發展中國內地市場。按理說，莊氏的股權我與莊恒共占百分之70，他絕對有一言堂的資本。可他甚少這樣做。那次是個例外。當時莊恒的議案一提出，莊氏內部紛爭不斷。反對的呼聲明顯占多數。要知道，那個時候大陸的市場經濟體製一片混亂，國家局勢又不甚明了。在這個時候進軍內地市場投資房地產開發，不能不說是有極大的風險的。然而莊恒拍板定案。
那次是我少有的上中環的莊氏總部去，以大股東的身份列席董事局會議。我靜靜的坐在那裏，看著我的丈夫對著滿堂的董事股東們，清清楚楚地宣布，“我決定進軍大陸市場。原因很簡單，我是個中國人。”望著意氣風發躊躇滿誌的他，我有著沉沉的義無反顧的感動。也許就是這份不為歲月所磨滅的坦蕩與豪情，讓我自始自終都無法放手，無法轉身離開。
那是後話了，且說回我碰見莊恒的那天晚上。我早早的就候在主屋裏那個與飯廳相連的小偏廳裏，好容易把大哥給等了回來。於是乎我堆上一臉自己想起來就寒戰的諂媚的笑容，央著他將莊恒的事情跟我說了個大概。
我這才知道原來他就是那個名動香江的福雲門莊綺的弟弟。前一陣子在上流社會鬧得最沸沸揚揚的莫過於黎家大少爺和這位莊大小姐喜結良緣的事情了。隻不過他們大宴賓客的時候我恰巧隨母親在大嶼山小住，母親是向來不願意在這等熱鬧的場合露麵的，是以我們並沒有趕回來，終究錯失了喜筵盛況。不過光是看報紙的大肆渲染，以及聽著施蘊晴充滿向往的描述，想也見得那是何等的風光無限。據大哥說，莊恒是正正經經的香港大學畢業的高材生，現在更是在黎氏如魚得水，很受黎家的器重。
我不禁喜憂參半。喜的是，憑著黎家和施家的世交關係，再見到莊恒絕非難事；然，憂的卻是，有像莊綺那樣的姐姐，他莊大少爺還會將什麼樣的美人放進眼裏？又哪裏會看上我這麼個青澀的小女孩兒？！我雖沒見過莊綺本人，也沒膽子跑到福雲門那等地方去開眼界長見識。可光看家裏的容姨就知道了，花國名幟，那一舉手一投足間都是鉤人心魂的萬種風情。正失落間，忽又想起今天下午在院子裏，我那麼狼狽的一身，偏偏又給他撞見，不禁又悔又恨。結果，好好的一頓晚飯，就在我這種又好過又難過的情緒裏度過了。至於吃了什麼，父親說了什麼，都是一片模糊。就連施蘊晴幾次有意無意的挑釁我都沒有回聲，直引得一桌子人詫異不已。連母親都開口問道：“蘊茹，沒什麼吧？病了？”我隻能搖頭。
沒出口的一句話卻是，是病了，心病。
日子就在這樣的患得患失中一天天的過著。我是少女懷春，正應了那句話，滿腹心事無從寄。直到5月底，我15歲的生日正式來到了。
在我還很小的時候就知道，父親將會在我15歲那天為我舉行一個正式正交派對，邀請所有的親朋好友出席，見證我長大成人。而在這個派對之後，便正式預示著我再不是可以任性妄為，天真無憂的孩子了。從此之後我的一舉一動將更加直接的代表著我的家族。我的肩頭從此將負上我的家族的使命責任。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我的婚姻將無條件的成為一種家族之間鞏固利益的籌碼和紐帶。想當然的，在這場即將到來的宴會上，父親和那起世故的伯父伯母們將會各自打起算盤，一方麵成就世人眼中門當戶對，才子佳人的一段佳話；另一方麵用親情結成更加穩固的利益同盟，圖個雙贏的局麵。
我很早就明白這番道理，也並沒有太多的反感和叛逆，自櫟斌走後，快7年了吧，我更加持著無所謂的態度。我並不覺得門當戶對有什麼不妥。對我們這幫自小順風順水養尊處優的人來說，真要嫁了個一清二白的窮光蛋，每天去學著當那明知無米還應要為炊的巧婦，從此之後人生最大的追求便是柴米油鹽醬醋茶，真是光想想就不寒而栗。愛情和麵包之間要我去選，我看還是麵包好了。畢竟，留得青山在才是最重要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