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至8月，教育部部長周榮鑫在周恩來、鄧小平支持下，積極著手整頓教育工作。他多次召開部內外幹部、教師座談會、彙報會，聽取意見，了解情況，針對林彪、江青一夥對教育的破壞，發表了一係列重要談話。他指出：“到底在上層建築對資產階級全麵專政怎麼專法，專對了沒有？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教育與經濟基礎，哪些相適應，哪些不相適應？現在一講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一講就講兩個，一個是17年，一個是1972年回潮，就是不講林彪路線的幹擾”；“不能一提知識分子就罵一通，這樣符合不符合主席的方針？”“毛主席當時講的500萬，是指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現在我國有2500萬知識分子……是否大多數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工農兵學員上了大學就不能當技術員，不能當幹部，隻能回去當工人農民，這樣成不成？”“我們現在學校有沒有培養幹部的任務？不培養幹部辦大學幹什麼？”“根本不要文化，就講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勞動者，行嗎？”“老說過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對。”“貧下中農為革命種田，工人為革命做工，學校為什麼就不能提為革命讀書呢？”“有知識的是私有，沒有知識的就公有？那不要學校好了！”“大學生上學還要不要改造？上管改捧那麼高，還要不要講世界觀改造？”“我們教育革命的片麵性和形而上學的傾向很嚴重，非出問題不行。”“總理的講話（指加強基礎理論）他們為什麼不貫徹？”“去年《教育革命通訊》上刊登的《破‘因循守舊’》那篇文章中，要搬掉一座什麼‘其重無比的大山’，究竟要搬掉哪座大山？”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訊》連續發表《全國關懷青少年的成長》《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正確道路》《研究基礎理論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按照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搞好基礎理論研究》《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剖析》等文章和評論。這些文章和評論提出要使青少年“努力學習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所需要的科學文化知識”，批評了那種“認為堅持以學為主的原則，努力學習社會主義文化科學知識，重視基礎理論課教學，保證教學時間和質量，便是搞智育第一，便是走回頭路”的錯誤認識；批判了“以幹代學”的實用主義貨色。並指出：不引導青少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就勢必拖四個現代化的後腿”。
7月20日至8月4日又召開了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研究軍工企業的整頓問題。軍工企業自3月起已按中央9號文件精神開始整頓，國防工辦也采取“調虎離山”的辦法，把各主要企業的造反派頭頭召到北京開會，辦學習班，使生產形勢發生了變化。8月3日，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到會講了話。鄧小平在講話中，除了再次強調要建立敢字當頭的領導班子外，又提出了發揮技術人員作用、堅持質量第一、關心群眾生活等重要意見。葉劍英在講話中指出現在有大大小小的野心家，要大家提高警惕。李先念在講話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總工程師、總會計師的責任製，保證企業的正常生產秩序。這次會議後，經過努力，軍工企業的生產情況全麵好轉。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會議以毛澤東提出的“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為主題，討論解決軍隊的整頓問題，即改正不正之風和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製體製、安排超編幹部的問題。
早在1975年1月，鄧小平在總參機關團以上幹部會上就提出了軍隊要整頓的問題。7月14日，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提出要爭取時間，抓緊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要抓編製、抓裝備，還要抓戰略；要把訓練放在戰略問題的一個重要位置上。講話分析了軍隊的狀況，切中時弊地指出軍隊要解決“腫”“散”“驕”“奢”“惰”的問題，軍隊的領導班子要解決“懶”“散”“軟”的問題。鄧小平語重心長地指出：“現在確實有些值得注意的現象，我們都擔憂啊！”“現在軍隊一些不好的現象能不能克服，幾十年的優良傳統能不能繼承和發揚，主要靠我們這些老同誌的傳幫帶。”
7月15日，葉劍英就國際形勢問題、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製體製和安排超編幹部等問題，作了總結講話。
7月19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央轉發了中央軍委《關於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製和安排超編幹部的報告》和《葉劍英同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鄧小平同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會議受到全軍上下的熱烈擁護。會議最主要的成果有二：一是對軍隊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迅速作了調整，把一批追隨“四人幫”、堅持派性的人調了下去；二是要軍隊一些負責同誌警惕“四人幫”。會議的召開，對於消除林彪集團在部隊的影響，抵製“四人幫”插手軍隊，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楊成武在一篇文章中回顧了這次會議，從他的敘述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這次會議的重大作用。楊成武說：
會上，鄧小平同誌發表了《軍隊要整頓》的重要講話，對“四人幫”作了堅決有力的回擊。葉劍英同誌針對“四人幫”煽動派性，把全國搞得烏煙瘴氣的問題，作了重要的發言，葉帥尖銳地指出：“現在搞資產階級派性，就是搞資本主義，搞修正主義。”又說：“軍隊要高度的集中統一，決不允許有資產階級派性存在。要使廣大幹部戰士認識資產階級派性的反動性和危害性，警惕階級敵人混水摸魚，乘機進行反革命破壞。”葉帥在發言中，還非常氣憤地脫稿講話，揭露了反革命分子江青插手軍隊，妄圖把軍隊搞亂的陰謀詭計。他對大家說：你們要注意，現在有的人到處送書、送材料、寫信，把部隊思想搞亂了。你們要抵製。以後沒有軍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這麼做。會上，徐帥、聶帥也都作了重要的講話，一致讚同小平同誌、劍英同誌的意見。
接著，葉帥親自給各大軍區、軍種的領導同誌打招呼，他一個軍區一個軍區、一個軍種一個軍種地分別找司令員、政委談話，傳達毛澤東同誌的指示，他跟同誌們說：“毛主席說現在有個‘上海幫’，你們要注意警惕，穩定部隊，把部隊掌握好。”
緊接著，葉劍英同誌就全力貫徹軍委擴大會議精神。頭一項重要工作是根據毛澤東同誌和軍委的部署，調整配備全軍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這是為粉碎“四人幫”采取的強有力的組織措施。葉劍英同誌親自擬定了調整各大單位領導班子的“六人小組”人員，親任組長。他還親筆寫了這個名單向毛澤東同誌報告。毛澤東同誌批準後，葉帥就帶領“六人小組”緊張地進行工作，很快地對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
“三株大香花”
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全麵整頓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在全國的各個領域全麵展開。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無不歡欣鼓舞，幹勁倍增，國民經濟的發展呈現出熱氣騰騰的喜人景象。這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九年間，第一次出現的真正的“大好形勢”。
但是，當時的宣傳輿論陣地還掌握在“四人幫”的輿論總管姚文元手裏，整個宣傳、理論、思想工作也被“四人幫”所操縱。“文化大革命”爆發後，當時負責主管宣傳、理論、輿論工作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首當其衝，被打成“閻王殿”徹底砸爛。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落到了“中共文革小組”即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夥的手裏。中共九大後，“中央文革小組”自行消亡。1970年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以後，11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規定：中央組織宣傳組管轄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社、紅旗雜誌社、新華總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光明日報社、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的工作，工、青、婦中央一級機構和它們的五七幹校，以及中央劃歸該組管轄的單位的工作。原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均取消。中央組織宣傳組以康生為組長，組員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康生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即稱病不出，李德生以後因調任沈陽軍區司令員前往東北，中共中央組織宣傳方麵的大權遂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所掌握。他們憑借竊取的這一部分權力，呼風喚雨，興風作浪，搞亂了理論、搞亂了思想，把意識形態領域折騰得不像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