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胡喬木把關於組織寫一篇全麵宣傳三項指示文章的目的、文章的主題和基本思想，向鄧小平作了彙報。鄧小平表示支持說：
文章很重要，要抓緊寫出來。如果文章寫得好，可以約幾位副總理研究一下，再送毛主席審閱。毛主席同意了，可以作為《人民日報》社論發表。
9月20日，胡喬木把鄧小平讚成寫這篇文章的意見告訴了鄧力群等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負責人。
鄧力群是湖南桂東人。1935年參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北平學聯執行委員，“民先”區隊長，“民先”總隊部代理組織部長，中共區委幹事。抗日戰爭時期，曆任中共中央黨校教務處秘書、教員，馬列研究院黨委書記，中央政策研究室組長，中央材料室秘書、研究員。抗戰勝利後，中共中央派出大批幹部和部隊挺進東北。鄧力群亦前往東北，曆任中共吉北地委宣傳部長，榆樹縣委副書記，東北局財委辦公室副主任，遼寧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新疆分局常委、秘書長、宣傳部長，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辦公室、中央書記處辦公室組長，《紅旗》雜誌常務編委、秘書長、副總編輯。長期從事中共的幹部理論教育、理論宣傳和政策研究等工作。鄧力群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成立時，鄧小平親自點將，任命他為領導小組負責人之一。
鄧力群從胡喬木處接受了主持起草宣傳三項指示重要文章的任務後，立即組織人員，起草提綱，調查研究，搜集資料，投入了緊張的工作。
為了充分體現鄧小平關於以“三項指示為綱”、全麵整頓的思想，充分體現中共中央、國務院1975年發出的一係列進行全麵整頓的文件精神，鄧力群和其他同誌認真研究了鄧小平1975年的一係列重要講話，主要有：
1975年3月5日，鄧小平在省、市、自治區黨委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上關於整頓鐵路工作的講話；
1975年5月29日，鄧小平在鋼鐵工業座談會上的講話；
1975年7月4日，鄧小平對中央讀書班第四期學員的講話；
1975年7月14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75年8月3日，鄧小平在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上的講話；
1975年9月15日，鄧小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
以及鄧小平在中央召開的其他一係列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中央、國務院在1975年發出的一係列重要文件。
在作好充分思想準備、理論準備和資料準備的基礎上，10月7日，鄧力群主持完成了胡喬木交給的起草這篇文章的初稿，並定名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
《論總綱》以四屆人大提出的在本世紀末實現我國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為出發點和歸宿，把毛澤東的三項指示作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綱領，並對其中每一項指示賦予了新的含義，深入、係統地闡述了進行全麵整頓，促進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等重要問題，深入批判了“四人幫”及其幫派體係在製造“動亂”中提出的各種謬論，矛頭直指“四人幫”。
文稿出手不凡，一開始即以高屋建瓴之勢，論述了毛澤東三項重要指示對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重要指導意義。指出：
“毛主席的這三項重要指示，不僅是當前全黨、全軍和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而且也是實現今後二十五年宏偉目標的整個奮鬥過程中的工作總綱。”
文稿指出：
必須用三項指示這個工作總綱和各項政策來指導各方麵的工作、整頓各方麵的工作。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交通運輸要整頓，財政貿易要整頓，科學技術要整頓，文化教育衛生要整頓，文學藝術要整頓，軍隊要整頓，黨也要整頓。“在各方麵的整頓中，黨的整頓、黨的工作的整頓最重要。”
文稿對被“四人幫”搞亂了的思想理論是非進行了澄清。指出：
我們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導，辯證地理解政治和經濟的對立統一關係，既要認識政治的統帥作用，又要認識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的保證，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可是我們一些同誌至今還是用形而上學來對待政治和經濟、革命和生產的關係，總是把政治和經濟互相割裂開來，把革命和生產互相割裂開來，隻講政治，不講經濟，隻講革命，不講生產，一聽到要抓好生產，搞好經濟建設，就給人家戴上“唯生產力論”的帽子，說人家搞修正主義。這種觀點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文稿尖銳地揭露了“四人幫”及其資產階級幫派體係，打著“革命”的旗號，肆意製造動亂的反動實質。指出：
這些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繼承林彪的衣缽，總是把我們的革命口號搞過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進私貨，來混淆黑白，顛倒是非，把我們一些同誌、一些群眾的思想搞亂，把一些地方、一些單位的黨組織搞亂，分裂黨，分裂工人階級，分裂群眾隊伍。他們打著反修正主義的旗號搞修正主義，打著反複辟的旗號搞複辟，把黨的好幹部和先進模範人物打下台，篡奪一些地方和一些單位的領導權，在這些地方和單位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這些文筆犀利的語言，真是如匕首，似投槍，直刺“四人幫”及其幫派體係的要害，將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長期賴以存身的偽善麵具撕得一幹二淨，從而把他們妄圖篡黨奪權的真實嘴臉清清楚楚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文稿旗幟鮮明地深入闡述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革命就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的基本觀點。指出：
列寧說過：“政治教育的成果，隻有用經濟狀況的改善來衡量。”毛主席也說過：“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區別真馬克思主義和假馬克思主義，區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區別真幹革命和假幹革命，區別真幹社會主義和假幹社會主義，區別幹部所做工作的成績是好是壞，是大是小，歸根結底，隻能也隻應按照列寧和毛主席所提出的這個標準來衡量。
文稿辛辣地批駁了“文化大革命”中那種所謂“隻要革命搞好了，生產自然而然就上去了”的荒唐論調。指出：
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的生產搞得很壞，而硬說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騙人的鬼話。那種認為抓好革命，生產自然會上去，用不著花氣力去抓生產的看法，隻有沉醉在點石成金一類童話中的人才會相信。
文稿最後強調指出：
隻要我們以毛主席的三項重要提示為綱，做好各方麵的整頓工作，繼續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
文稿以後又根據胡喬木的意見，進行了修改。並準備首先在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名義創辦的思想理論刊物――《思想戰線》創刊號上發表。由於當時全國的主要理論宣傳陣地大多被控製在“四人幫”手裏，所以，創辦《思想戰線》是與“四人幫”爭奪理論宣傳陣地的一個重要鬥爭。胡喬木於10月6日在談到創辦《思想戰線》時，明確指出：現在，主席的指示在刊物上得不到反映，這是個嚴重的問題。我們的刊物就要反映。這個刊物無論從任務和內容上說，都不單單是學部的刊物，它是麵向全國、麵向廣大群眾的刊物。這是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要盡一切努力把它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