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看得明白，現在還不便於展開討論這個問題，於是耐心地說：“我們還是要按照主席的一貫教導辦，要堅持野戰軍、地方軍、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的傳統體製，要緊緊依靠解放軍，不能搞什麼‘第二武裝’！”
華國鋒點點頭，表示讚同。
葉劍英看到他聽進去了，鬆了一口氣。接著就其他問題，同他交換了一些意見。從這次交談中，華國鋒給葉劍英留下了較好的印象。
還有一件事，加深了葉帥的這種印象。大概是在7月初，政治局為向黨內高級幹部通報毛澤東的病情發生了激烈的爭吵。
在毛澤東病情日益加重的情況下，一份經過“四人幫”炮製的“通報”竟然說，毛主席健康好轉，不久可以恢複工作……
葉劍英堅決反對這樣寫。他說：“這不是事實，在主席健康問題上應持鄭重的態度。”
江青和張春橋等人激烈反對，一定要堅持原樣發出。
汪東興等人支持葉劍英的意見。
雙方爭論得不可開交，華國鋒坐在那裏一言不發。過了一陣，宣布散會。
會後，他在簽署這份通報時，毅然刪去了“健康好轉，可以恢複工作”的字樣。
從諸如此類的事情上，葉劍英發現華國鋒和“四人幫”是有區別的，逐漸加深了對華國鋒的認識和理解。如果說，在開始階段，他是承受毛澤東的囑托，憑著毛澤東“厚重少文”，“辦事不蠢”，“你辦事，我放心”的評語來認識華國鋒的，那麼，經過一段親自交往，他憑著自己的感觀對華國鋒得出了“年輕、人老實、有工作經驗、還講民主”的印象。
當然，認識一個人是不容易的，需要一個過程，有時需要很長的過程。由於對華國鋒缺乏長時間的全麵的了解，葉劍英根據毛澤東的交代，在宣傳華國鋒方麵也有些過頭的地方。對於這一點，葉劍英在以後的一次中央會議上，曾坦露他當時的處境和心情，並且作過自我批評。
他說：“據《三國誌》第三十五卷《諸葛亮傳》裏記載，劉備在白帝城臨終托孤時，對諸葛亮說：‘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後，諸葛亮並沒有照劉備的話去辦，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毛主席臨終的時候說，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的全體同誌到主席那個房子，排隊一個一個見主席。那時，他的心髒還沒有停止跳動。看完後，退回到休息室。過了一會，護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麵前。當時主席看了我一眼，說不出話來，我又退了出來，不久，主席心髒就停止跳動了。當時我就想，主席為什麼要第二次看我呢？還有什麼囑托？（葉劍英講到此處，心情很激動，流下了眼淚。）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時自己的心情，我確實把華國鋒同誌當做‘後主’看待，盡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還是想盡力扶助他。我對他還講過一些過譽的話。這是一種舊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機會，我應作自我批評。”
這說明，葉劍英確實是光明磊落的，同時也說明，他是人，一個偉人，又是一個凡人，並不是“神”。他頭腦裏也確有“封建思想”存在，因為他也是從封建社會脫胎過來的人，一點也不足怪！人的大腦是個複雜的光怪陸離的綜合體。一個信奉共產主義的人，頭腦裏同時殘存著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各種各樣的東西。幾種不同的思想經常在腦海裏擺開戰場，互相撞擊著，又互相補充著，有時相反而相成。用毛澤東的術語來說，這就叫“思想鬥爭”和“思想改造”，葉劍英既然是個凡人，也不能脫離凡人的常規。在他的頭腦裏也確實保留著中國幾千年的道德觀念，如他自己說過的“無故加之而不怒”的“忠恕”之道一類，其中自然也不乏傳統的美德。尤其是對於諸葛亮、嶽飛等古人的言行，他是讚賞多於貶斥。有過這樣一件事，在廣東討伐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中，葉劍英當時是粵軍二師參謀長。他率部打進海豐城陳炯明的帥府。陳炯明倉皇出走，留下來許多金銀財寶。葉劍英什麼也未相中，分文不取，偏偏看中了嶽飛的諸葛亮《前出師表》。他甘冒軍紀，攜文以歸，一直珍藏著。他常常向人稱道諸葛亮。直到晚年談起這位“羽扇綸巾”的軍師，猶然津津有味。當然，葉劍英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並不完全讚同諸葛亮式的“忠”和嶽飛式的“孝”，但他自己確是一位為人忠厚、和善友愛的人，更可貴的是，他在政治上沒有野心。葉帥生前多次談過，他沒有“山頭”，沒有“嫡係”，一切都聽從黨的安排，跟著毛主席走，所以盡管常常受到排擠，也曾忽升忽降，被委以“收拾殘局”，竟能不計前嫌，泰然處之。這也許是他能夠成為德高望重的“三朝元老”，能夠保持晚節的原因之一吧。
毛澤東逝世以後，中國政治舞台上出現了極其錯綜複雜的局麵。按照一些外國評論家分析，在以鄧小平、葉劍英等務實派與以江青一夥為代表的極左派之間，出現了以華國鋒為代表的中間勢力。英國研究中國問題的一位專家認為：“華國鋒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兩派妥協的結果”，“受到雙方的信任”，“幾乎可以說是一位完美的政治家”。他這樣寫道：“在北京，他（華國鋒）成功地在對立派別的矛盾鬥爭中開辟了自己的航道，人們很難把他從哪一派中清楚地區別開來……1976年他開始在文職與軍職幹部中樹立自己的權威，他悄悄地進行著努力，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他毫不困難地得到那些受到‘文化大革命’以及左派衝擊的幹部的支持，也爭取到汪東興、吳德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