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個情況值得注意：隨著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與華國鋒之間進行的奪權與反奪權的鬥爭愈演愈烈，政治局成員的情況也在變化。在這種局勢下，華國鋒和正直的共產黨人越來越倚重於葉劍英。此時“四人幫”對葉劍英也不同了。他們雖然恨之入骨，阻其複出，但懾於他在國內外、軍內外的威望，已不能像過去那樣，利用毛澤東重病假傳“聖旨”，任意擺布他了。葉劍英所處的“半打倒”狀態無形中在解除，他在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所處的地位在不斷上升，在人民群眾中所享有的聲望在不斷提高。盡管他麵前還有許多困難，但在左右政治局勢的砝碼上，他可以說是舉足輕重。這一點，他自己也許沒有功夫去想，但曆史選擇了他，人民選擇了他。有野心、領袖欲極強的人，遭到人民拒絕；而沒有野心，不想當領袖的人，人民卻擁護。這是曆史的又一個法則。按照這個法則，順應黨心民意，運籌決策，粉碎“四人幫”的重任，理所當然地落到了葉劍英的肩上。
然而，曆史的選擇，時代的呼喚，是一回事，作為曆史的個人，其政治素質和性格特征諸因素，是否具備所需要的主觀條件，能否擔當起曆史重任，又是一回事。葉劍英這位傑出的無產階級政治家，當時所處的社會地位，以及他所具備的政治品德、聰明才智、鬥爭經驗和思想作風，足以負起他所承擔的曆史使命。
在我們黨和人民所進行的幾十年波瀾壯闊的革命鬥爭中，葉劍英鍛煉成長為一個具有較高馬克思主義水平的成熟的領導人，具備優秀的革命品質和多方麵的傑出才能。他追求真理，堅持真理，隨著曆史潮流不斷前進。他閱曆豐富、學識淵博，文武兼備，智勇雙全。他心地無私，謙虛謹慎，顧全大局，豁達大度，善於團結同誌一道工作。在對敵鬥爭、黨內鬥爭和各種嚴峻考驗麵前，他置個人得失於度外，始終不渝地堅持黨的原則，並善於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維護黨和人民的利益。他有膽有識，深謀遠慮，縝密周到，實事求是。在中國革命幾個重大的曆史轉折關頭，他麵臨危難，忠貞不惑，毫不猶豫地做出正確的決斷，機智果敢地進行鬥爭，顯示了他堅強的黨性、非凡的革命膽略和高超的鬥爭藝術。葉劍英的這些傑出才能和品質，在粉碎“四人幫”的偉大鬥爭中又一次放射出燦爛的光華。
多謀善斷
古語雲，慮不先定，不足以應猝。葉劍英作為一個戰略家，深知解決“四人幫”這樣大的政治事變，僅有“集眾思、廣眾益”是不夠的，必須多謀善斷，深思熟慮，慮而有定。
經過長時期的醞釀以及同老一輩革命家和老同誌秘密接觸和商談，葉劍英心裏有了譜，增強了解決“四人幫”的信心，同時也意識到自己的責任重大。
夜不成寐。天安門廣場、英雄紀念碑前，“四五”運動的人群詩海在眼前浮動，一個一個熟悉的老戰友、老知己的諄諄忠告在耳旁回響。周恩來、毛澤東臨終時的身影又一再顯現……
是的，毛主席的確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盡管他在晚年錯誤地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但他後來畢竟察覺了“四人幫”的陰謀活動，並說過要解決“四人幫”，而且還不止一次地說過。葉劍英回憶起毛澤東至少在三年前，就已察覺江青政治上的問題，不同她生活，不同她見麵，不準她進門。夫妻間的感情紐帶已經割斷了。
想到這裏，元帥倏地披衣而起，坐到寬大的寫字台前，從抽屜裏取出筆記本，重新翻看起來。這裏記錄著幾年來毛澤東對江青一夥的批評：1974年3月20日，毛澤東就江青伸手要錢，要見麵，批複：“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7月17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江青同誌你要注意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麵對你講，你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難改呢。”又說：“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他兩次講：“她（指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明確表示同江青劃清界限。11月12日，毛澤東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麵，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在中央準備召開四屆人大，醞釀國家機構的人事安排期間，江青托人向毛澤東轉達她的意見，要王洪文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副委員長。毛澤東說：“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12月24日，毛澤東批評“四人幫”說：“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對待毛澤東、黨中央的多次批評教育，“四人幫”采取陽奉陰違的反革命兩麵派態度，當著麵表示“按照主席的指示辦”，背後仍然抱成一團，繼續搞他們的“四人幫”。毛澤東在1975年5月3日，又一次指出：“四人幫”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從1974年到1975年，毛澤東兩次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四人幫”，這是他同江青一夥鬥爭很重要的第一著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