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捉拿“四人幫”立了大功的前中辦主任，8341部隊政委，當時，正分工主管宣傳工作的汪東興，在全國宣傳工作座談會上，作了一個從今天觀點看，尚夠載入史冊之格的講話。平心而論，如果汪東興當時能夠預見五年甚至十年之後，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大得民心的真正繁榮的開端，他也許就不會對鄧小平1975年的所作所為說得那麼絕了：“不聽毛主席的，還是搞他過去那一套。”也不至於那麼斬釘截鐵地反對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主張繼續辦“四人幫”那樣的樣板學校――朝陽農學院，要求繼續放映“四人幫”炮製的，以批評為主題的電影《決裂》……據說，這都是“主席講過”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沒有人反駁。當時，參加會議的幹部，不必說“十月的勝利”之前留下來的“直升機們”，就算有著比較清晰頭腦的“老家夥”，也都如驚蜇前後的土撥鼠――他們知道春天總要來，而且也快來了，但四肢還僵著，肚裏的油水也快耗盡。那次會與兩年之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本不能比，更不必說九年半後的十三大。總有一天，會有史學家或文學家出來，將這場涉及到每個家庭的飯桌的唇槍舌劍公諸於世。隻望後代不要嗤鼻――他們的先人曾在那樣黑暗的蒙昧中摸索、格鬥，怎麼就不知點起一盞燈？
宣傳工作會議的精神，不久，原樣出現在最高權力機構。1976年11月30日，副委員長吳德在四屆人大常委會三次會議上講話：“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認為：“天安門事件中反‘四人幫’是錯的，那時，他們還是中央領導，那是分裂中央。”“要把‘四人幫’和批鄧結合起來。”
這就是“十月勝利”狂歡之後的那個陰沉沉的年底，人們的心緊緊地收縮了。
轉眼間，到了1977年1月。不僅北京，幾乎全國人民都對一年前那寒冷的祭奠記憶猶新。充斥人民內心的，不僅是悼念，更多的是抗議。這一點，“以華國鋒為首的新的黨中央”本來是十分清楚的，但《人民日報》就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宣傳問題請示汪東興時，汪規定隻準發四五篇紀念文章，不準老同誌用個人名義寫回憶周的文章，不準提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準周恩來的紀念展覽對外開放，不準《人民日報》發社論。還說，對周恩來的評價不能超過悼詞，因為悼詞經主席審查過。他還質問《人民日報》寫紀念社論的人，“是不是給總理另外作一篇悼詞？”
1月8日，首都群眾再次湧向天安門，緬懷周總理。大字報、詩詞、標語，再次出現在天安門廣場。這次人民已經提出這樣的兩個問題：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
幾乎與此同時，對“四人幫”的批判惹了麻煩。《紅旗》雜誌打報告，向汪東興請示，“1975年春，張春橋發表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和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兩篇文章，是否可以點名批判？”在這份報告上，汪東興作了指示：“這兩篇文章經中央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看過”的，隻能“不點名”批判文內的錯誤觀點。
“兩個凡是”的提出
這接踵而來的衝擊，引出了2月7日的兩報一刊社論。
《學習文化抓住綱》――《人民日報》以通欄大字標題，全文排四號宋體字，加框刊出，署名：《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首都其他報紙同一天用同樣的規格轉載。
“兩報一刊”聯合發表社論是“文革”以來的一大創造，通常表明這是在傳達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統帥的聲音，極具威力。
社論中所謂抓住綱，是指揭批“四人幫”。社論說：“當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集中表現為我們黨和‘四人幫’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幫’，這就是當前的主題，就是當前的綱。緊緊抓住這個綱，鬥爭的大方向就掌握住了，各項工作就有統屬了。”最後，社論用了六百五十多字的長段向全國發出號召：
“讓我們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更加自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諭地遵循，最緊密地團結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緊跟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戰略部署，一切行動聽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指揮，同心同德，步調一致，牢牢抓住揭批‘四人幫’這個綱，去奪取天下大治的新的偉大勝利。”
今天可以奉告讀者，這篇社論，“兩報一刊”沒有任何人參加起草或討論，不但他們的負責人不知道有這篇社論，就連當時的中央宣傳口（“文革”中，中央宣傳部被稱為“閻王殿”而解散，粉碎“四人幫”後成立了中央宣傳口）也不知道，它是由李鑫領導的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的。李鑫曾長期擔任康生的秘書。康生死後，他擔任了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負責文件的起草工作。2月4日，汪東興在這篇社論的清樣上批示道：“這篇文章，經過李鑫同誌和理論學習組同誌多次討論修改，我看可以用。”
這篇文章發到中央宣傳口，中央宣傳口負責人耿飆曾找幾個負責宣傳工作的同誌討論。耿飆在擒拿“四人幫”第二天，奉命迅即接管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後來又調至中宣口主持工作。他在討論中直言道，登這篇文章，等於“四人幫”沒有粉碎。如果按照這篇文章的“兩個凡是”去辦，什麼事情也辦不成。但因為這篇社論是中央批發下來的，各報隻能照登。
值得回味的是，這篇社論發表的時間，正是1977年中央3月工作會議的前夕。當時，全國人民都希望鄧小平趕快出來工作。然而，“兩個凡是”的提出，使人立刻回想起1976年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也使人聯想起毛澤東逝世後，10月4日發表在《光明日報》上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一時間，讀者紛紛打電話、寫信到報社，責問為什麼要發表這篇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