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華國鋒沒有接受這些意見，在政治報告定稿時仍然堅持他的一套錯誤看法，排除了依靠大會代表的集體力量糾正政治報告中一些重大錯誤的可能性。
這次代表大會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在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麵起了積極作用。但是，這次大會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例如仍然肯定“十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仍然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在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的同時，不僅全盤肯定“文化大革命”，宣揚“文化大革命”的所謂偉大“功績”，而且仍然堅持黨內有“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等錯誤觀點。甚至還說像“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等等，繼續堅持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
顯然，黨的十一大未能從指導思想上完成撥亂反正的曆史任務。十一大政治報告的通過，說明“兩個凡是”在中央高層領導人中仍占支配地位。要衝破“兩個凡是”的禁錮，還需進一步作思想上的發動。
胡耀邦提出兩條原則
在醞釀和發動一場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過程中，胡耀邦起到了一個組織者和推動者的作用。
1977年10月，中央黨校開學。在開學典禮上，葉劍英在其講話中即提到要研究黨史，著重研究三次路線鬥爭的曆史。根據這一精神，1977年12月，時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胡耀邦經過與幾位同誌商量，決定中央黨校的黨史課著重研究三次路線鬥爭的曆史。所謂“研究三次路線鬥爭的曆史”，實際上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曆史。這是一個當時還沒人敢碰的難題。胡耀邦說，要研究，不研究怎麼行，解放思想嘛！在指導研究編寫《關於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若幹問題》的曆史材料時，胡耀邦提出了研究應遵循的兩條原則：一是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二是要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檢驗路線是非的標準。
胡耀邦在這裏鮮明地提出了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為當時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000多名高中級領導幹部探討“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及有關黨史問題，提供了一個根本的準則。在這一思想的指引和胡耀邦的大力推動下，中央黨校校園內思想相當活躍，對許多現實中的熱點難點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1978年3月以後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楊西光，這時正好在中央黨校高級班學習，也參加了對這些問題的議論，並深深受到了感染和影響。
隨著形勢的發展，判斷路線是非、思想是非、理論是非的標準問題逐漸明朗化了。
當時的報刊輿論事實上也已觸及到這些問題。1977年底和1978年初，報刊上已就教育上的“兩個估計”、“文藝黑線”專政論、老幹部和“走資派”問題、知識分子問題，特別是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問題，進行了討論，提出了撥亂反正的要求。
真理標準大討論胡耀邦充當急先鋒
在堅持“兩個凡是”和衝破“兩個凡是”的交鋒中，《人民日報》走在前邊。1978年3月26日，該報在第三版發表了一篇思想評論，題目是“標準隻有一個”，署名：張成。
這篇思想評論很短，通篇隻有一千多字，文章發表的位置也不甚突出，隻在第三版的左中部位。
1978年4月上旬的一天，在光明日報社，一張刊有《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的《哲學》專刊第七十七期大樣，由理論部送到新任總編輯楊西光手中。按工作常規，他將履行最後裁決權，審定之後於4月11日見報。
讀這篇不足五千字的文章，楊西光用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不是通常的一目十行，簡直就是“十目一行”――經他之手，文章將在《光明日報》一版發出。
“文章從專刊上撤下來，組織力量修改，加強現實針對性，放在一版發！”楊西光說。這篇文章，本是理論部約的稿。1977年8月，江蘇省南京地區理論界召開旨在從理論上撥亂反正的討論會。報社理論部應邀派哲學組組長王強華前往參加，並相機組織稿件。
在會上，王強華結識了當時南京大學哲學係教師胡福明。經交談，約他為報紙的《哲學》專刊撰稿。兩個月後，即1977年10月，胡福明稿寄到，文章闡述真理標準問題，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理論部的編輯認為，文章的確提出了撥亂反正，檢驗真理的標準究竟是什麼問題，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他們決定編發，並立刻著手對文章作手術。
楊西光看到的就是經過五次修改的稿，“從《哲學》上撤下來放到一版！”他說。他特別強調，要針對理論和實踐關係問題上的一些混亂思想，作比較充分的論證，使文章更有指導意義；要進一步觸及當時影響撥亂反正、衝破禁區的一些現實問題，提到思想路線上來批評、闡述。
按照這個意見，文章要作很大的改動，報社決定請胡福明本人來修改。
以後，文章經過第七、八次修改，再送到中央黨校的孫長江和當時的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定稿後，楊西光、吳江、孫長江商定，先在中央黨校主辦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發表，因為，凡是在《理論動態》發表的文章，都要經過胡耀邦的審閱。第二天，再由《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見報。這個意見後來由吳江請示了胡耀邦。胡耀邦爽快地答應了。當時，中央報紙上許多重要文章，如以社論或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就要送主管宣傳工作的汪東興審閱，那就很難通過。而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可以避免送審。而且，這個名義還隱含著文章出自某權威人士之手的意味，很受讀者注意。再者，文章論及如此重要的問題，再用個人署名就不合適了。隨後，孫長江在吳江的指導下，在第八次改稿上，又作了一次修改和潤色。這已經是九次修改了。隨即送胡耀邦審閱，閱畢，1978年5月10日的《理論動態》第六十期就全文發表了。5月11日，這篇曆時七個月，前後修訂十次的文章，在《光明日報》一版下辟欄位置，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