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報有關真理標準討論問題是這樣說的：作為黨中央理論刊物的《紅旗》雜誌，理所當然的要大力參加討論。但是，《紅旗》雜誌至今沒有發表過一篇文章，保持沉默。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我們從熊複同誌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可以找到答案。熊複同誌不止一次地表白，他並不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沒發表過文章，也沒有作過講談。事實並不如此。他剛來《紅旗》不久，就在一次會上針對《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說：“我有不同意見，在這裏表明我自己的觀點，這些文章有問題。”最近，熊複在召集一些同誌座談宣傳問題的會上，有的同誌提到《紅旗》沒有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很被動，熊複激動地說：“你被動什麼，我並不感到被動”，“這沒有什麼關係，不要怕這種人”，“有人跳得很高，其實，他作了些什麼，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點他的名。”我們要問熊複同誌，這難道不是反對嗎？
熊複同誌還表白說，他授意一位同誌寫過文章，我們看看寫的這篇《重溫〈實踐論〉》是一篇什麼樣文章呢？這篇文章全文兩萬多字，除了教科書式的毫不聯係實際地講了理論和實踐的關係外，很大篇幅反駁所謂“懷疑論”“不可知論”和“海外奇談”，這種文章實質上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唱反調。
大字報貼出後的第三天，即11月25日，熊複在大字報旁邊貼了一張小字報：
讀了王忠明、邢雁同誌的大字報，我非常高興，為這張大字報歡呼。
王、邢兩同誌對我的工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總的來說，《紅旗》的運動和工作落後於當前的形勢，究其因由，與我的領導思想和工作作風分不開，我要負全部的責任。我認為，這樣的批評中肯。我誠懇地接受王、邢二同誌的批評。可見王、邢二同誌的批評是善意的。因為，他們提出問題來，要迅速改變《紅旗》的落後麵貌，緊緊跟上新長征的步伐。擺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大問題。
至於我，從王、邢兩位同誌的大字報得到很大的啟發。我這個人的缺點很多，幾個月來，這樣那樣的錯誤也是有的。大家都知道，我現在還來不及總結我在這個時期的工作，在適當的時候，應該作出總結，汲取教訓。錯了就改，我決心改正工作中的錯誤。希望同誌們在這方麵幫助我，督促我，教我！
熊複
1978年11月25日
汪東興批評《中國青年》
粉碎“四人幫”後，一些在“文革”中被迫停刊的報紙、雜誌陸續複刊。“文革”前，在青年中有廣泛影響的《中國青年》雜誌，擬定於1978年9月複刊。在這之前，成立了共青團“十大”籌備委員會，著手召開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新的團中央委員，恢複在“文革”中被“砸掉”的團的中央機構，開展正常的團的工作，《中國青年》的複刊工作置於團“十大”籌委會的領導之下，而汪東興又是中央分管工、青、婦工作的，團“十大”籌委會當然由他來直接聯係和領導。
複刊後的第一期《中國青年》定於9月11日出版。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萬份《中國青年》第一期已全部印完，全國其它7個代印點也大部分印完。在北京地區，已有4萬多份通過郵局送到讀者手裏。這一期介紹《革命何須怕斷頭》，介紹了青年工人韓誌雄的事跡，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他同“四人幫”作鬥爭，在迫害麵前堅強不屈，還選登童懷周編輯的《天安門詩抄》（這本詩集曾印行過，遭到汪東興批評，此次，《中國青年》以“青年革命詩抄”為欄題，選登其中一小部分）。在群眾迫切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同時，《中國青年》推出這樣的文章，自然受到了讀者歡迎，爭相閱讀。
不料，10日下午，共青團“十大”籌委會負責人韓英接到汪東興的一個電話。汪提出了四點意見：
（1）《中國青年》第一期為什麼隻有葉副主席題詞，沒有華主席題詞；
（2）《革命何須怕斷頭》所宣傳的韓誌雄，你們了解清楚了嗎？這個人有問題；
（3）童懷周的《天安門詩抄》怎麼又出來了；
（4）沒有紀念毛主席逝世兩周年的文章。
當時，韓英即將上述意見傳達給《中國青年》編輯部，並宣布刊物停印停發，等待研究處理。
編輯部當即認真研究，感到這四條意見並沒有什麼道理。
思來想去，編輯部的同誌認定在編發這一期刊物的過程，並無處置不當之處，對汪東興的四點批評難以接受。
9月11日，編輯部將自己的看法寫信報告華國鋒及其他幾位中央副主席，並且，同時報給了團“十大”籌委會。
9月12日晚上，韓英找雜誌社組長以上幹部開會，傳達他同汪東興商定的對這期刊物的四點處理意見：
（1）由汪東興去請華國鋒題詞（這時，華國鋒出訪四國）。
（2）增加毛澤東的詩詞三首及照片。
（3）刪去《革命何須怕斷頭》一文中“這場偉大壯烈的人民運動，被‘四人幫’無情地鎮壓下去了……”等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