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黨全國人民的強烈要求之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恢複了鄧小平同誌黨內外一切職務。
更值得慶幸的是，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恢複工作以前就深切關注著教育和科技。他一恢複工作，就“自告奮勇管科教方麵的工作”。
把以上幾個好像是偶然發生的點連接起來，於是構成了1977年中國教育史上那次偉大的、必然的時代轉折。
在座談會上，鄧小平傾聽科學家們談論高等教育令人不滿和焦慮的現狀。有人講到清華的教育質量時說，現在很多人小學畢業程度補習了8個月就學大學的課程，讀3年就畢業。鄧小平很不滿意地說：那就應當稱“清華中學”“清華小學”。現科學院院士、武漢大學教授查全性（當時任武漢大學化學係副教授）強烈呼籲，從今年就改進招生辦法，再也不能忽視新生質量了。在8月6日下午的發言中，他說：“招生是保證大學質量的第一關，它的作用好像工廠原材料的檢驗一樣，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產出合格的產品，當前新生質量沒有保證，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學的質量不高，二是招生製度有問題。主要矛盾還是招生製度。不是沒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現行製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他勇敢地指出了現行招生製度的四個嚴重弊病：“第一，埋沒了人才，大批熱愛科學、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而某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卻占據了招生名額。第二，從階級路線上看，現行招生製度卡了工農子弟上大學。群眾裏流傳著：‘十七年上大學靠分，現在靠權’。所以有了第三，壞了社會風氣，而且愈演愈烈。據我所知，今年的招生還沒開始，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後門了。如果製度不改革，走後門的不正之風就刹不住。第四，嚴重影響了中小學生和教師們教與學的積極性，現在甚至小學生都知道，今後上大學不需要學文化，隻要有個好爸爸……”
數學家吳文駿、長春光機所王大衍、上海有機所汪犭酉等科學家都發了言。發言過程中，在座的科學家插話踴躍，情緒熱烈，一致建議國務院下決心對現行招生製度進行改革。
在查全性發言時，鄧小平插話問：“今年是不是來不及改了？”大家說：“今年改還來得及，最多晚一點。”鄧小平說：“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接著他問在場的教育部負責人劉西堯：“報告送出去沒有？”“今天上午剛送出去。”“那還來得及追回來。”鄧小平在座談會上堅決地說：“今年就要下決心恢複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話音未落，掌聲――發自內心的掌聲爆發了，經久不息。科學家和教育家們不由得生出萬端感慨來：多少年沒有這麼舒暢、這麼誠心誠意地鼓掌了。他們親身參與了一個推動時代向前發展的重要時刻，更要緊的是，他們畢生為之嘔心瀝血的科學事業又燃起了希望！
然而，希望一旦走出這間會議廳，就得準備付出艱辛和曲折的代價。
8月13日，教育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在北京飯店召開了第二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一年之內開兩次招生工作會，是前所未有的，並且它還是建國以來時間最長的一次“馬拉鬆”式會議。曆時44天。由於是遊泳旺季，代表們中間從北京飯店移師友誼賓館，直至送走“秋老虎”，迎接了金秋。這造成了後來77級的大學生僅比78級早半年入學。
44天，每一天都交織著是和非，進與退，得與失的人生辯證法，在黎明降臨前，沒有誰能夠超越黑夜的過濾。
8月12日，也就是這次招生工作會議召開的前一天，一個必然要對本次會議發生重大影響的大會――黨的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了。會議從8月12日至8月18日。這次大會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團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麵起了積極作用。但由於仍然肯定了“文革”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因而又起了妨礙撥亂反正的消極作用。
正因如此，招生製度要改革的認識，千辛萬苦獲得的覺醒，又一下子回到了當初的零點：教育要上去，就必須改革現有的高校招生體製，而改革就必須首先搬開那隻攔路虎――“兩個估計”。否定“兩個估計”勢必會觸犯“兩個凡是”的天條――曆史的教訓值得汲取，弄不好可是要粉身碎骨，遺臭幾年、幾十年。衝破思想的桎梏真難，它有點像我們中國的大秧歌，進兩步，退兩步，鑼鼓喧天步履雀躍的表象下，覆蓋著卓越的穩健。
還是鄧小平，早在1977年5月24日，他已鮮明地闡明了觀點：“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之後，對建國後全國教育界十七年的工作，鄧小平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他認為：“我看，主導方麵是紅線。應當肯定，十七年中，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辛勤勞動，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教育工作者，他們的勞動更辛苦。”
既然鄧小平已經指明了方向並且親手打破了第一塊堅冰，我們為什麼沒有膽量破浪前進？大多數與會者從心底裏讚成鄧小平的主張，他們在醞釀，在積蓄勇氣；也有的人在動搖、猶豫、徘徊。他們的確有理由膽怯，這豈止是一個高校招生改革問題啊，它分明就是一個突破口，從這裏，要開始把過去的錯誤糾正過來，在政治上、思想上撥亂反正嗬！衝擊在前怎能不掂一掂分量，想一想是非！真理和謬誤都在大氣裏醞釀著、碰撞著，兩條路線，兩種選擇在相持。“招生會議兩度開，眾說紛紜難編排，雖說東風強有力，玉（育）門緊閉吹不開。”這首打油之作，真實地記錄了人們渴望解放的心情。
終於，有人不甘心讓真理再次從鼻尖下滑過，他要讓鄧小平盡快了解大多數與會者焦急的心情，讓他了解曆史在前進的關頭又遇到了多麼大的阻力。此人就是《人民日報》記者穆揚。穆揚向教育部負責人反映了大家的看法，並要求把不同的意見向上反映，他的要求得到了同意。於是，9月3日，穆揚邀請了六位曾經出席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目睹“兩個估計”出籠經過，並同堅決擁護鄧小平講話的省部級科教負責人進行座談。他們是：文鑒白（陝西）、劉龍祥（河北）、陳惠滋（浙江）、王野平（吉林）、張惠中（福建）、於文達（石化部）。
座談會取得了共識：不推翻兩個估計嚴重挫傷了廣大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傷害了他們的感情，成為教育戰線前進和發展的癌症。
座談會一結束，穆揚趁熱打鐵，連夜趕寫內參稿，之後又征求《人民日報》另一位記者的意見，由報社以《情況彙編？特刊》的形式上報中央。之後是忐忑不安的等待。他們深知，鄧小平也在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可是，他們又不得不再次送上這道難題。鄧小平無時無刻不在深切關注著這場關係著中國高等教育前途命運的搏鬥，這篇內參很快就得到了他的肯定。鄧小平說：“最近《人民日報》記者找了六位參加過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同誌座談，寫了一份材料，講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產生的經過，很可以看看。《紀要》是姚文元修改、張春橋定稿的。當時不少人對這個《紀要》有意見。《人民日報》記者寫的這份材料說明了問題的真相。”
9月19日，鄧小平為此專門同教育部主要負責人進行了關於“教育戰線撥亂反正問題”的重要談話，他說：“對這個《紀要》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線”，“建國後的十七年，各條戰線，包括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戰線，都是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路線占主導地位，唯獨你們教育戰線不是這樣，能說得通嗎？《紀要》是毛澤東同誌畫了圈的。毛澤東同誌畫了圈，不等於說裏麵就沒有是非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