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決議》起草過程中，起草小組負責人胡喬木肩負重任，嘔心瀝血。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每有一次指示，他都要花大量心血設計方案。稿子拿去討論之前，胡喬木都要認真地修改一遍。《決議》的不少段落，從頭到尾都是他自己親自動筆寫的。在《決議》形成過程中，胡喬木由於勞累過度，幾次病倒住院。
為此，鄧小平曾動情地對胡喬木說：“寫這個《決議》確實不容易。起草這個《決議》的同誌，喬木同誌，確實是煞費苦心。”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議再次對《決議》稿進行認真的仔細的討論推敲。會上，鄧小平再次談了對稿子的看法。鄧小平說：“總的來說，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核心問題是對毛澤東同誌的評價，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我們這次要強調恰如其分。在前一段時間裏，對毛澤東同誌的有些問題的討論講得太重了，應該改過來。過去有些問題的責任要由集體承擔一些，當然，毛澤東同誌要負主要責任。”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通過《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曆史地位。毛澤東從此走下了高居多年的神壇，成為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人。
第三節 正視錯誤不忘功實事求是作結論
正確解決這樣一個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戰略問題，使鄧小平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贏得了黨內外群眾的衷心悅服。
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第一代核心作出科學的曆史評價
正如鄧小平所說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決問題的著手處在於重新確立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路線。隻有確立了這樣的思想路線，然後才有可能根據實踐檢驗的結果，把作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的正確總結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劃分開來，區別開來。
能不能、會不會作這樣的劃分和區別，至關緊要。
如果不能、不會作這樣的劃分和區別，那就兩者必居其一。
要麼是不敢正視“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認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會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因而在強調必須堅持毛澤東思想、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的時候，卻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也包括在內，以至於其實際意義就是繼續維護這種錯誤，沒有魄力糾正這種錯誤。“兩個凡是”的指導方針的一個重要由來就在這裏。
要麼是在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的時候，認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是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因而對於要不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要不要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發生懷疑和動搖。全盤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思潮的一個重要由來就在這裏。
鄧小平的巨大的政治勇氣，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駕馭局勢的能力，就表現在作出這種劃分，把握這種劃分，反對來自“左”、右兩個方麵的錯誤思潮，從而做到了在區別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的基礎上，既實事求是地、態度鮮明地批評和糾正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實事求是地、理直氣壯地肯定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堅持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如果沒有前一個方麵的實事求是，我們就不能走出在“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中徘徊的困境；如果沒有後一個方麵的實事求是，我們就會否定中國革命的曆史，喪失自己的基本立足點。隻有堅持包含這兩個方麵的實事求是，我們的事業才能前進。
實現這一點的關鍵步驟，是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教訓，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在鄧小平的領導和主持下製定的這個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導致這個錯誤的由來，作出了曆史的結論。同時，對建黨以來和建國以來我們取得的偉大的曆史成就，作出了充分的估價。維護了毛澤東在我們黨和我們國家曆史上的崇高地位，肯定了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對於指導我們事業的重大意義。
如果說，1945年第一個曆史決議，是我們黨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作出的，確立毛澤東在我們黨內的地位，確立毛澤東思想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的曆史性決議，那麼，1981年第二個曆史決議，則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這個新的曆史條件，包括毛澤東領導的事業和毛澤東思想經過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設有了新的重大發展，又包括毛澤東晚年發生失誤，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遭到重大挫折，這樣的複雜情況），由我們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作出的，重新科學地評價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曆史性決議。
第二個曆史決議的作出，標誌著從批評“兩個凡是”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基本完成。撥亂反正，按鄧小平的概括就是：“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誌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
鄧小平指導製定曆史決議，牢牢地把握住這樣幾個環節。
第一，擺正毛澤東的曆史功績和他晚年的錯誤這兩者的位置。前者是首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後者也是重要的，但畢竟是第二位的。
第二，毛澤東犯了錯誤，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
第三，毛澤東晚年錯誤是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範圍背離毛澤東思想所造成的，糾正這個錯誤，正是要靠毛澤東思想，正是要把握這個契機更好地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第四，總結曆史，指出曆史上的錯誤，不應該著重個人的責任，而應該著重分析曆史的複雜背景，分析錯誤的內容和原因，吸取錯誤的教訓，明確糾正錯誤和避免重犯錯誤的方法。這正是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為我們黨確立的研究曆史經驗應取的態度。
第五，總結曆史，主要不是為了評價個人功過，而是為了開辟未來。過去的成功是我們的財富，過去的錯誤也是我們的財富。
第六，至於錯誤的責任，鄧小平一直強調，不能歸之於毛澤東一個人。中央有責任，中央許多負責同誌也有錯誤。“毛澤東同誌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這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實事求是精神，也是從另一個方麵表現了鄧小平的黨性人格力量。
鄧小平說：
“毛澤東同誌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勳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
“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對毛澤東同誌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誌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曆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
“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
“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問題是要把什麼叫社會主義搞清楚，把怎麼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搞清楚。”
在徹底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的基礎上，堅決維護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科學體係的指導意義，正確解決這樣一個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戰略問題，使鄧小平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贏得了黨內外群眾的衷心悅服。
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同誌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勳。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以毛澤東同誌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係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裏進行革命，必然遇到許多特殊的複雜問題。靠背誦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國經驗，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主要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毛澤東思想是在同這種錯誤傾向作鬥爭並深刻總結這方麵的曆史經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得到係統總結和多方麵展開而達到成熟，在解放戰爭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繼續得到發展。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做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同誌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