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所有這一切隻是為了給我一個深刻印象？中國難道是為了洗我的腦筋？”多年後西哈努克仍然激動地說，“對這類懷疑我是可以理解的。其實，毛主席對我們的問題，我們同鄰國的關係，我們對美國在這個地區的意圖的估計，以及許多其他有共同利益的問題，是真正感興趣的。也許他很想了解我這個人的性格和動機，也很可能是我這個愛國的親王的形象引起了他的興趣。不過，我們從一開始有交往起，他就很認真地對待我。我可以說，他比某些西方領導人更加平等地待我，隻有戴高樂將軍是個明顯的例外。”
西哈努克相當看重別國領導人是否尊重他作為一個國家元首的尊嚴，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在這方麵，他有著切膚之痛。
他曾經受到過英國首相麥克米倫的邀請，到英國進行訪問，並保證說女王陛下將會很高興地接見親王。第二天，當用書麵形式把這項英國人的邀請肯定下來的時候，事情就變得含糊起來，首先是日期方麵出現了限製，英國女王和大臣們的活動方麵有了諸多要求。最讓親王不能接受的是，英國人堅持要在邀請書上寫上，這次訪問“將不是正式的”這大大傷害了作為國家元首的西哈努克的感情，他很不客氣地告訴英國人；“我可不是一個旅遊者，我不會把我們國家的時間和金錢浪費在參加皇家花園的宴會上。”為此，英國當時的外交大臣霍姆爵士登門想對親王作解釋，但親王微笑著拒絕了英國人的邀請，說他已經答應了許多其他國家的邀請，還有很多活動需要他參加，英國他就不去了，不過，可以轉達他對英國女王陛下的問候。
這一次的傷害在親王的心裏留下了深深的印記。他到過法國、意大利、德國，就是不踏上英國的土地，所有涉及到英國的正式或非正式訪問的邀請，他一概拒絕。
相反，他非常樂意接受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中國的邀請。他覺得，他們的邀請要直截了當得多，與他們進行的會談也要坦率和誠懇得多。
西哈努克同中國領導人的友誼――國家間的和私人的――通過第一次訪問就牢牢地建立起來。親王注意到，這個東方共產黨政府，深知亞洲和其他小國對於他們應享有的尊嚴，和聯合國關於國家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則能否落實特別敏感。因此，在對待國賓的禮儀安排上，在會談級別對等原則上，在互助條約的共同義務和相互尊重上，中國人特別照顧柬埔寨的利益。在中國人這裏，經濟貿易上的聯係同政治截然分開，中國特別讚賞西哈努克的獨立和中立立場，從來不對他進行任何涉及到意識形態上的說教或“忠告”。而在其他國家那裏，特別是美國人那裏，他領受了太多的壓力……
在從中國進行第一次訪問歸來後，1956年3月，西哈努克開始在柬埔寨推行社會主義，不過這種社會主義是高棉化的佛教社會主義。他親自撰文，解釋佛教社會主義的內涵：“佛陀布道時說，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如果要積大德，就要全麵行善，特別是要善良、節欲、真誠、溫和、大公無私、利他主義、平等待人、善惡分明。由此，我們把佛教當做我們的國教，我們的社會主義也正借鑒於此……我們的社會主義可以自稱是‘實用主義’的；對我們來說，真理就是國家的現實，我們的社會主義和我們的政策，都始終靠近這些現實。”
後來在1962年，西哈努克再度訪問北京。當正在中國大力開展社會主義運動的共產黨領袖向他介紹中國的形勢時，西哈努克興致勃勃地談起了他的佛教社會主義。他告訴毛澤東：“在我們國家，我們正推行自己發明的社會主義。它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讓富人把他們的錢財送給窮人。”當翻譯把這段話譯成中文後，毛澤東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盯著西哈努克好一陣注視，然後微微一笑，輕聲道：“社會主義是很複雜的呢。”接著便轉換了話題。（很值得研究的是，西哈努克倡導的“佛教社會主義”，他堅持的拒絕按照外國模式設計柬埔寨社會、他所堅持的保持高棉民族的傳統和往昔輝煌、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以此捍衛國家獨立的思想，大為後來的朗諾政府和波爾布特的民柬政府所用。）
在西哈努克與中國的關係史上，有過一件可以稱之為“絕密”的事情――充當中美之間的說客。
1958年，西哈努克應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的邀請，到美國訪問。在同“討人喜歡”的美國總統進行一輪會談之後，他開始同那位極端反共，反對中立，對共產黨中國深懷恨意的國務卿福斯特？杜勒斯繼續會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