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巧妙地回答西方記者說：“當納粹入侵法國時，戴高樂將軍也沒有在他自己國內領導抵抗運動嘛！他是在倫敦進行領導的，因為英國是個盟國，而且提供了一個很安全的後方根據地。事實上，戴高樂是一直到法國解放之後才回到法國去的。難道有人懷疑戴高樂的勇氣和愛國主義嗎？”
在關於設在北京的民族團結政府根據地和柬國內的抵抗運動領導的問題上，我查閱了當年的許多資料。我認為，西哈努克回憶錄中的幾段話對此說得再明白不過。
由於通訊技術的改進和發展，我們在北京同我們在柬埔寨境內抵抗運動總部的聯係，也許比戴高樂當時從倫敦同他的法國境內抵抗根據地的聯係要迅速得多、經常得多。中國人讓我們自由使用一套極其卓越的電訊聯係設備。
“把事情說得更確切一些，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在國內的部分，同在國外的部分是有分工的。這兩個部分完全是一個整體。在北京有一個大臣，在解放區就有一個相應的副大臣。在解放區的三個主要大臣也在北京有副大臣，或派駐北京總部的代表。在成立抵抗政府之前交換意見時就曾決定，隻有以解放區為根據地的那半個政府才掌握必要的情況來決定哪個大臣，包括國家元首，應該在國內行使他的職權，以及何時回到國內。來回旅行顯然是有困難的。我在外交和情報宣傳方麵負有責任，而在我現在的根據地，我能把我的任務完成得最好。恐怕朗諾和他的中央情報局主子們是最希望我把北京根據地關掉的。”
中國人的支持成了西哈努克同意進行這場艱苦抗戰的前提。每一談到這點，西哈努克就會說：我的人民和我們堅強的抵抗戰士們，知道我們已經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建立了一個堅強的後方根據地，對他們來說，是個巨大的鼓舞的源泉。任何抵抗運動都不可能想象有這樣好的條件：中國領導人無條件地給我們創造了完全由我們自己支配的生活條件、工作條件和鬥爭條件。
西哈努克經常奚落地說；要是朗諾？施裏瑪達和他們的同夥能預見到這種情況的話，他們也許可能會改變他們發動政變的時間表吧！
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在北京當時的“反帝路”開始處理公務。這裏曾是法國人的公使館，後來改成友誼賓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所使用的是這裏的科學會堂。北京剛剛將它整修一新，並添加了一些建築。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中國政府為王國民族團結政府提供了一批男女服務員，一批技藝精湛的廚師，一套秘書班子、辦公室職員，一個大型車隊。這裏還有幾位經驗豐富的花工，有一個運動中心，有專設的放映室。作為一個獨立的政府機構，柬埔寨人享有中國的完全尊重。
藍天紅日之下，印有高棉民族象征吳哥窟圖案的柬埔寨國旗在微風中徐徐飄揚。雖然這是在中國的領土之上，但是，任何中國官員，包括周恩來總理，要想進入這個抵抗政府的所在地，都要嚴格遵循禮賓程序。對抵抗政府的官員們來說，進到這個地方，就如同到了柬埔寨自己的土地，國家的主權在法律、精神和事實上，都得到了認真的對待和尊重。
作為抵抗政府主席的西哈努克，雖然天天居住在北京，但是，任何時候他都受到一個國家元首的崇高禮遇。北京的外交場合上，西哈努克從來都是作為最高規格的客人，同中國主要領導人坐在一起。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同親王親密交談、會心微笑的場麵，深深地印在中國人的腦海裏。
1990年，西哈努克在他的一本書裏，把在北京的生活描寫為“金色的流亡”（GOLDENEXILE）。
在這裏，有必要提及親王夫婦與中國人民之間結下的友誼。
1971年1月，西哈努克從釣魚台國賓館遷至東交民巷15號居住，隨同遷往那裏的有一個完整的服務班子，北京國賓車隊的趙成龍、張舍英等幾位司機也隨同前往，為親王服務。
自民柬政府成立以後，西哈努克的活動明顯增加，各種外事往來也越加頻繁。擔任西哈努克轎車司機的趙成龍經常拉著親王到駐北京的非洲、亞洲、東歐等許多國家的使館去拜會、談判，參加各種外交應酬。趙成龍成了與親王朝夕相處的人，每天工作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多次贏得西哈努克和夫人的讚賞。一次，趙成龍拉著西哈努克夫婦到首都劇場觀看演出，剛進劇場，莫尼克公主就感到頭暈，坐在貴賓室裏靠椅而息，無法入場。由於沒有帶保健大夫，公主的身體一時很難恢複。司機立即離開，趕回住所取藥。當公主服下藥後，精神隨即轉好，不僅看完了演出，而且還同西哈努克一道上台向演員們獻了花籃，並與主要演員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