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江澤民同誌任上海市市長、市委書記期間，吳孟超就與江澤民同誌有過交往。老一輩外交家宦鄉因肝癌在第二軍醫大學治療時，江澤民同誌曾數次前去探望。在此期間，他與吳孟超教授就肝膽外科事業的發展，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貫徹，以及發展高等教育事業、培養高層次人才等方麵的問題進行了交談，從而也有了對吳孟超教授的了解。
1994年盛夏，吳孟超被評為“全國僑界十大傑出人物”。
6月14日，江主席來到人民大會堂會見大廳，與“僑界十傑”一一握手，然後坐下合影留念。正巧吳孟超站在江主席座位之後。江主席剛一落座，吳孟超便附在他的耳邊，悄悄地說：“江主席，非常感謝您給‘東方肝膽外科醫院’和‘東方肝膽外科研究所’題名。我們將不負您的重托，用現代高科技手段，努力去攻克肝癌這個堡壘！”江主席聽後點頭微笑，並轉過頭對吳老說：“我等待著你們的好消息！”
說起東方肝膽外科醫院和東方肝膽外科研究所，那是吳孟超和他的助手及學生在肝膽外科手術方麵實現了世界性突破之後，經過多年的思考和運籌，建造起來的一幢造價達2300多萬元的專科大樓。它以宏偉的規模、先進的設備、優雅的環境和一流的技術著稱，吳老在這裏首創了一個臨床與科研相結合、醫教研為一體的嶄新模式。1993年4月，吳老將這一喜訊用電話報告江主席辦公室，並通過總後提出，希望江主席為院、所題名。接到總後的報告後，江主席欣然揮筆，寫下了“東方肝膽外科醫院”“東方肝膽外科研究所”兩幅渾厚有力的大字，並由總後轉送到吳老手裏。
5月3日，當大樓落成剪彩，人們看到江主席的這一手跡時，無不歡欣鼓舞，豪情滿懷。江主席的題名是對吳老發展肝膽外科規劃的肯定和支持，包含著我們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對中國肝膽外科事業所寄予的殷切期望！
為了不負江主席的重托，吳老把“吳氏刀法”毫無保留地傳給自己的學生，讓他們成功地為患者摘掉毒瘤。吳老深知，在今後一個較長的時間內，手術仍是對早、中期肝癌患者治療的最好辦法。為把“吳氏刀法”傳給他的弟子，他將如何選刀，如何目測，如何分離，如何打結，如何預防和處理各種險情，對學生進行嚴教細訓，一絲不苟。近幾年來，已有400多名進修學員，從這裏帶著“吳氏刀法”分赴全國各地，從病魔手裏奪回無數條生命。
為了不負江主席的重托，吳老下大氣力抓基礎理論研究。他說：“我開了一輩子刀，對肝癌病隻能是通過手術救治。如果能通過基礎理論研究，從根本上防治肝癌，那將是廣大肝病患者的福音！”基於這一指導思想，他和他的戰友與學生在基礎理論研究上攻關不止。目前肝膽外科承擔著五項總經費達313萬元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課題，並已在基因工程等方麵，取得了一批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研究成果。
為了不負江主席的重托，吳老獨辟蹊徑，運用多種高新技術向肝癌這一頑症進軍。近幾年來，他和他的助手及學生一起，將新興的生物高技術和醫學新材料等引入肝癌非手術治療領域，成功地探索出了單克隆抗體導向殺傷術等五種新技術捆綁式聯合療法，使一些中晚期肝癌由不治之症變為可治之病。今天，吳老所領導的肝膽外科已發展成為擁有一個現代化實驗室、五個病區、一個手術室和監護室、200多張病床的具有一流水平的臨床和實驗基地。
1995年5月20日，江主席在上海市市委書記黃菊，市長徐匡迪，原總後勤部部長、現任總參謀長傅全有等的陪同下，親臨吳孟超所領導的肝膽外科視察。傅全有對吳老說：“江主席這次在江浙滬等地視察的途中，就說一定要來你們這裏看看。”
上午9點45分，江主席一下車便與吳老親切握手。隨後江主席興致勃勃地參觀了肝膽外科展覽室。展室裏掛了一張我國肝癌發病分布圖。吳老指著圖說：“肝癌在我國是高發區，85%的肝癌患者是由肝炎轉化而成，極大地威脅著我國人民的健康。”江主席問：“為什麼？”吳老講明原因後，江主席在圖前沉思良久。當吳老說肝癌診治的重點是早期診斷和防治時，江主席插話說：“一定要把重點放在肝癌的早期診斷和防治上。怎樣才能做得更好？”吳老說：“一是要對群眾進行科普教育，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二是要加強基礎理論研究，三是要加強醫學人才的培養。”江主席連連點頭。
緊接著，江主席參觀了“腫瘤免疫和基因治療中心”。該中心主任郭亞軍教授，兼任美國哈佛大學麻省總院、俄亥俄州西方儲備大學醫學院教授和美國國家“腫瘤轉移免疫治療研究室”主任。他每年一半時間在美國工作，一半時間回國工作，帶領中美學者穿梭在兩個實驗室之間。這種中國與外國進行國際科技合作和人才培養的模式，就是吳孟超院士和他的學生郭亞軍教授共同創建的“啞鈴模式”。當江主席了解到這些情況後，關切地問道：“你們和美國的這種‘啞鈴模式’的機製怎麼樣？”郭亞軍回答：“我們主要是利用國外最先進的設備技術和我國國內的人才優勢與病例資源，做出我們國內缺少而又無條件進行研究的東西，出了成果兩國分享，並拿回這裏繼續研究和向臨床使用過渡，使我們的基礎理論研究和臨床醫療技術，真正做到與世界接軌。”
江主席聽了高興地說：“這個方法很好。”為了給江主席節省時間，郭亞軍教授打算隻請首長看幾個實驗室，而江主席說不急，要一個一個地看。他每走進一個實驗室，都要認真地看每台儀器，和教授、研究生一一握手，問年齡多大了，正在做什麼實驗。郭亞軍說：“這兒都是吳老帶出來的博士和博士後，除了我剛到40歲外，其餘都30歲左右。”江主席說：“噢，吳孟超同誌後繼有人啊！”
江主席視察後，吳老撫今憶昔，心潮澎湃：半個多世紀以來，自己和戰友們一起在肝膽外科領域披荊斬棘，曆盡艱辛，雖然開創出今天這樣的局麵，但要最後戰勝凶頑的肝癌，還要走相當長的路，中國的肝膽外科事業任重道遠。如今我已年過七旬，有生之年要多給後人留點東西，以報答生我養我的祖國和人民，不負江主席對我的期望和重托。想到這裏，他揮筆寫下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個大字。
從此，吳老以隻爭朝夕的精神，頑強地拚搏在攻克肝癌的前沿陣地上。
吳老的日程表總是排得滿滿的：天涯海角，國內國外，請他開刀，等他會診……不管工作如何繁忙，他始終堅持主管病區，親自查房，親自為病人做手術。70多歲的老人有時一天接連做兩三台手術。有一年，他出差25次，乘飛機53次。每次出差前，他總是要把病人的醫療方案逐一過一遍，對重病患者可能出現的問題預作方案；出差在外地時，盡管天天都要接待病人，但晚上一定要掛長途電話到病房，讓值班醫生彙報當日的醫療情況；出差回來，一下飛機就直奔病房……
對於吳老這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廣大患者無不感動，各級領導無不稱讚。1996年元月，江主席簽發命令，中央軍委授予吳孟超“模範醫學專家”榮譽稱號。當組織上將此事正式通知他本人時，吳孟超無限深情地說：“我這雙當年在南洋拿過割膠刀的手，今天能操起手術刀攻克肝癌頑症，完全是黨和人民培養的結果。這個殊榮不僅屬於我，同時也屬於我們肝膽外科的全體同誌，屬於中國肝膽外科事業。我國肝膽外科事業的每一步發展，都凝聚著我們黨三代領導人的心血。”
吳孟超不會忘記，1956年，當毛主席發出“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後，他與肝膽外科攻關小組一起，刻苦攻關，創下了一個又一個“第一”。1963年11月，吳孟超第一次應邀走進中南海，受到了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巨大的關懷給吳孟超增添了無窮的力量。
吳孟超不會忘記，1978年後，他兩次聆聽了我黨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同誌的親切教誨，出席了鄧小平同誌主持的全國科學大會，他的《肝外科新成果――正常人肝髒解剖的研究》獲全國科學大會獎。鄧小平同誌的教誨，科學春天的到來，極大地激發了吳孟超勇攀醫學高峰的鬥誌。
吳孟超更不會忘記這些年來與江主席的交往。他決心在有生之年，為實現江主席的重托，為攻克肝癌、製服億萬人民健康的大敵，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第一位沒有打過仗的軍委主席
1990年春天，數百名人民代表齊聚高大而寬闊的人民大會堂，為通過一項重要決定，他們在謹慎地行使著全國人民賦予他們的權力。
80多歲的鄧小平堅決地提出了辭去軍委主席的職務，這個辭職要求被接受了，沒有人有權不讓這位80多歲的老人退休，他已經做得很多，他最有權力提出休息。
三軍不可一日無帥，必須有新的軍委主席出來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
黨的總書記江澤民被授予指揮這威武三軍的權力。這可是一個沉重異常的擔子呀！
江澤民上大學時，學的是理工科不是軍事，1949年後，他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廠第一副廠長，上海製皂廠第一副廠長，一機部上海第二設計分局電器專業科科長。1955年赴蘇聯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廠實習。1956年回國後，任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副總動力師、動力分廠廠長，一機部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副所長，一機部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所長、代理黨委書記，一機部外事局局長等職務。1980年後，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1982年後，任電子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等職務。1985年後，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1987年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
他似乎什麼都幹過，但卻從沒帶兵打過仗。不過，說他在軍事方麵沒有任何經驗是歪曲事實，當他任上海市委書記時，他同時是當地武警部隊政委。關鍵是人民代表選舉了他，他就負擔起了這一重任。
一年前，江澤民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就有人問他：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何時引退？這樣的職位又將由誰來接替？江澤民說，這“事關重大”，“需要由黨和國家來最後決定”。
在江澤民總書記與其他五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德國廣播電台記者問：在不久的將來，中央軍委主席有可能發生變化嗎？
江澤民說，他注意到國外報紙這方麵的報道，這不是個奇怪的問題。
他說，鄧小平曾幾次提出來，希望新常委能很好地負起責任，“表達過這樣的願望”（即引退）。
江澤民稱鄧小平是“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久經考驗的”，是中國這十年“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他指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的。國家的軍委主席的變更則要經過全國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