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華是隊裏唯一的擎旗手，一時找不出合適的人來替換。
指導員看到他痛得直不起身，就說：“俊華，你放心去醫院吧，我找人頂替你。”實在不行就換人吧。
王俊華抹了一把額頭上的汗，說：“指導員，要是平時訓練臨時換人可以，現在是正式的降旗儀式，萬一有點閃失，就會損害國旗的尊嚴和祖國的形象，我還能堅持，等降完旗我再去醫院！”
就這樣，在王俊華的一再堅持下，指導員含著淚同意了。
吃了幾片止痛藥，扛著國旗的王俊華就拖著骨折的腳趾上陣了。
王俊華身高1米87，體重87公斤，齊步走時疼痛還輕一些，一換成正步，左腳就疼得鑽心，每走一步都感到十分吃力。
但一想到自己的神聖使命，王俊華還是咬牙堅持著，從表情和動作上都看不出他是一個剛剛腳骨骨折的人。
當降完旗回到駐地後，王俊華的禮服已經被汗水浸濕了，左腳疼的直進涼風。由於帶傷用力，左腳急性水腫，馬靴和腳麵緊緊地貼在一起，怎麼也脫不下來。戰友們隻好用剪刀把馬靴剪開，才把腳拿出來。到醫院之後，醫生說要打上石膏，靜養一個月。一想到隊裏的升降旗，王俊華急了，向醫生懇求說：“醫生，我明天還要升旗，打上石膏就不能走路了，還是用別的辦法吧。”
在王俊華的一再懇求下，醫生隻好先用鋼板把受傷的腳趾固定起來然後再纏上繃帶。這樣一來，王俊華的左腳就比右腳整整大了2個號碼。
第二天淩晨四點半，他左腳穿46號馬靴，右腳穿44號馬靴，通信員用自行車把他推到天安門門洞前。
升旗方隊要出發了，王俊華扛起國旗又站在了方隊的前麵，邁著莊嚴的正步向天安門廣場走去。
就這樣，王俊華帶著腳傷咬著牙堅持了20多天。他的腳腫了消，消了又腫，從沒有誤過一次升旗。
在那些天裏，每次升降旗回來，中隊幹部都問他還能不能堅持，他總是笑笑說：“說實話，要在平時，肯定堅持不下來，可是隻要國旗一扛上肩，腦子裏就隻有崇高和神聖，就覺得有使不完的勁，再疼再累也能昂首挺胸向前走。”
被譽為“國旗之子”的陶維革，也是一個把哨位當作戰場的好兵。服役期間，有一天陶維革剛接哨不久，胃就開始疼起來，而且越來越厲害，汗水濕透了禮服，牙齒咬破了嘴皮。但他還是咬緊牙關紋絲不動地站在哨位上，一直堅持到下一崗哨兵來接哨。由於疼痛的時間太長，在回營區的路上陶維革昏倒了。當戰友們把他送到醫院後，才發現是十二指腸球部潰瘍已經並發急性穿孔。
看到這種情況，給他看病的醫生埋怨說：“怎麼現在才來？如果再晚一會就沒命了。”
醫生立即為陶維革實施了手術。
出院後，陶維革身上留下近20厘米長的疤痕，他對戰友們說：“要是換個地方早就挺不住了，當時很想就勢坐在護欄的台階上休息一下，可是，頭頂飄揚著五星紅旗，身後是莊嚴的天安門城樓，為了國旗的尊嚴，祖國的形象，隻要有一口氣，我就絕不能倒下！”。
守衛國旗是護衛隊的又一項重要任務。
設在國旗下的哨位不僅特殊，而且是萬眾矚目的一個焦點。國旗哨的一言一行和一舉一動都代表著武警部隊的形象和國家形象。為了捍衛祖國的形象和尊嚴，國旗護衛隊的戰士們付出了常人想象不到的艱苦和犧牲。
天安門廣場上國旗基座兩側的哨兵既是國旗哨又是禮賓哨。
禮賓哨要求哨兵要按照立正的要領兩腳跟並攏，兩腿夾緊收緊小腹。同時要求哨兵挺胸、抬頭、收下頜、雙手並攏中指緊貼褲縫線。保持肩平、頭正、雙眼平視前方。
廣場上的哨兵一班崗是兩個小時。在這兩個小時裏，要求哨兵要保持屹立的姿勢一動不動。
在遊人眼裏，國旗下的哨兵是一道奪目的風景。更有不少人以哨兵和哨位為背景拍照。
他們有可能不知道，國旗哨兵應該算是世界上最辛苦的禮儀哨兵了。
禮儀哨，在世界上並不罕見，不論是英國白金漢宮的禮儀哨兵還是俄羅斯紅場上的禮儀哨兵，他們在國際上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與我們的國旗哨相比，他們更多體現出的是一種表演性和觀瞻性，而且換崗頻繁，紀律也相對鬆散。
像天安門廣場上的國旗哨兵這樣一站兩小時一動不動的哨位，目前還絕無僅有。
然而，國家的尊嚴，五星紅旗的神聖，也正是在這兩小時的一動不動中充分的體現出來。
做一個天安門廣場上的國旗哨兵，要具備頑強的意誌力。在這一動不動的兩小時裏，是對人體承受力的一個極大挑戰。
國旗護衛隊的國旗哨並不是一天隻占一個兩小時。據統計，最輕鬆的時候也是“六包一”。就是說一個哨位一天24小時由六個人包攬，除去正常的升降旗之外，平均每人一天還要站兩班崗。
但是，由於人員緊缺，在通常情況下，國旗哨無法保證“六包一”，而是“四包一”，甚至是“三包一”。
也就是說，每個戰士除去參加每天的升降旗外，每天還要站6個小時或者是8個小時的國旗哨。
天安門廣場上的國旗哨要經受酷暑和嚴寒的考驗。
為了保持威武的儀表和雕塑般的形象，國旗哨夏不穿單，冬不穿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