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換星移。
和風吹煦的日子，我推開那扇灰色的邊門，步入藏書樓。
院子裏的水泥路，掃得幹幹淨淨。草地上綠草蔥蘢，彩蝶翻飛。
樓下的閱覽室裏，日光燈通明，白發銀須的教授、身穿警服，的公安幹部、戴著眼鏡的中青年學者，正在燈下翻閱著那些用繁體字豎排的舊報章。照相機在哢嚓作響。複印機上的指示燈在閃爍。那些蓋著“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大印的封條，早已無影無蹤。
我沿著寬大的木樓梯上樓，那裏寂靜無聲。我在書堆裏找到了費毓龍。他正聚精會神地翻閱著一百多年前出版的英國善本書籍。
他，文質彬彬，正襟危坐，說話慢條斯理，年近花甲。他被隔離審查達兩年零七個月。舊事重提，他黯然神傷，如同做了一場噩夢……
他，一九五一年畢業於滬江大學。來到上海圖書館以後，一直管理科技方麵的外文書籍。他懂英語、俄語、法語、拉丁語。本來，他一向在總館工作，跟徐家彙藏書樓毫不相幹。
僅僅因為極為偶然的原因，他被卷進那可怕的政治漩渦。一向做人小心謹慎的他，居然也給扣上“炮打分子”的可怕罪名。
藏書樓所藏的中文舊報刊，本來根本用不著他這個英語係的畢業生去當管理員。
“文革”開始以後，藏書樓原來的一些老管理員靠邊了。他這個既無“政治問題”、又無“反動言行”的人，被臨時派往那裏工作。他是個膽小怕事、安分守己的人，從不去翻看那些三十年代的舊報刊，況且他對那些內容也毫無興趣——當他見到年輕的工作人員翻看藍蘋劇照時，他還好心提醒他們，不要看這些，免得招惹是非。
一九七〇年二月九日，當上海圖書館召開“深挖現行反革命分子全館大會”的時候，他感到有點異常，因為他一走進會場，就有人跟著他。他坐下來以後，前後左右馬上有人坐下來，不時用目光掃視他。
徐海濤坐在台上，逐一念著“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名字，念一個，揪一個。
突然，徐海濤念到了“費毓龍”！那幾個事先坐在他旁邊的人，馬上把他的手臂擰到背後，按下了頭，來了個“噴氣式”。
他，一個“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做事”的人，就在當天被隔離審查。
他，單獨隔離。隔離室在上海圖書館主樓的三樓。這座樓原本是舊上海跑馬廳的“搖彩間”，他所住的隔離室是原先的廚房。沒有窗戶，終日不見陽光，二十四小時開著電燈。看守不時從門上的小孔往裏窺視。冬日，凍得發抖；夏天，熱得像蒸籠，坐在那裏不動也出汗。
吃著食堂的剩菜。吃不飽，但也餓不死。冬天用冷水刷牙，夏天不許洗澡。尿盆在封閉的小房間裏散發著熏人的臭氣。
他想念著妻子、父母和兩個孩子。音訊全無。連通信的權利也被剝奪。
最可怕的，莫過於孤寂。麵壁而坐，終日無言無語，不許與人說話，生怕“擴散”。
人乃萬物之靈。人有思想。思想關不住，鎖不上。隻要他活著，他總是在思想，想這，想那。即使是窗外一兩聲鳥鳴，也會激起他思想的漣漪：“鳥兒能自由翱翔於藍天，我連鳥也不如！”
深夜，整座大樓死一般的寂靜，世界像凝固了似的。忽然，響起了腳步聲，那是看守來提審同樓的審查對象。他這一層樓裏，關押了好多個“炮打”者。聲聲腳步，由近而遠，邁過一級一級樓梯。聲聲入耳，又在他的思想中產生恐懼的感覺，仿佛每一步都是從他的身上踩過。
他過度的敏感，過分的慎微，天長日久，竟產生幻覺、幻聽。他常常覺得母親在耳邊親切呼喚他，待他答應了一聲母親忽地消失，不知去向。他又覺得有人朝他走來，可是，始終站在他的前麵原地踏步，總是跟他保持一段距離。他一伸手，幻影倏然而逝，無從尋覓……
他明白，他的神經開始錯亂了。為了打破過度的寂寞，開始背《實踐論》，一句一句地背，希望把注意力轉移到背書上。可是，畢竟無法終日背書。放下書來那種可怕的孤寂感，又襲上心頭，無時無刻不在折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