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石家莊炮聲隆隆，一路人馬朝城裏殺來。
國民黨軍隊稍戰即潰。石家莊落入了晉察冀楊得誌、羅瑞卿野戰兵團手中。
《石門日報》在石家莊出版了。張春橋奉調，出任《石門日報》社社長。
盡管文靜對於石家莊有著痛苦、恐怖的回憶，生怕重新在這座倒楣的城市露麵，會被過去的熟人認出“東方的摩登女士”的昔日形象。可是，她又不能不跟隨丈夫一起赴任。她在石家莊深居簡出，惟恐在街上遇見當年她的“中日提攜”、“共存共榮”節目的觀眾……
張春橋在石家莊卻很得意，因為他的頂頭上司不再是格格不入的鄧拓，而是情投意合的“柯大鼻子”。
“柯大鼻子”，隻因長了個大鼻子，得了這麼個雅號。當麵，人們則總是用親切而尊敬的口吻稱他為“慶施同誌”。
早年，柯慶施的雅號叫“柯怪”。那時候，柯慶施還不是“首長”，人們當麵直呼“柯怪”，他倒也答應，不以為怪。
丁玲寫的《我所認識的瞿秋白》一文中，曾順便寫及“柯怪”。寥寥數筆，可謂傳神。
那是一九二三年，“柯怪”不過是個二十一歲的毛頭小夥：
“一天，有一個老熟人來看我們了。這就是柯慶施，那時大家叫他‘柯怪’，是我們在平民女子學校時認識的。他那時常到我們宿舍來玩，一坐半天，談不出什麼理論，也談不出什麼有趣的事。我們大家不喜歡他。但他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沒有感到他來這裏是想追求誰，想找一個女友談戀愛，或是玩玩。因此，我們盡管嘲笑他是一個‘爛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爛板凳），卻並不十分給他下不去，他也從來不怪罪我們。……”
柯慶施生於一九一二年，安徽歙縣人氏，比張春橋年長十五歲。論革命，柯慶施的資格是很深的：一九二〇年，十八歲的他，便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二年，二十歲的他，“團轉黨”，他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此後，柯慶施擔任了一係列重要的職務：一九二七年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一九三〇年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一年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一九三三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委書記和組織部長；一九三五年與高文華、李大章共同主持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前往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延安女子大學副校長；解放戰爭期間，擔任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財委副主任。
就在張春橋來到石家莊不久，柯慶施被任命為石家莊市市長。在當時，石家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從國民黨軍隊手中奪取的第一個大城市。
《石門日報》易名為《石家莊日報》。作為市政府的喉舌——《石家莊日報》社長，張春橋跟柯慶施有了密切的接觸。
四十六歲的柯慶施很快就發覺，三十一歲的張春橋是一個善於出點子的人。張春橋被柯慶施看中了，任命為石家莊市政府秘書長兼《石家莊日報》社社長。
在張春橋看來，柯慶施是一把梯子。柯慶施與中共上層領導有著很深的淵源。在《晉察冀日報》社鬱鬱不得誌的張春橋，把政治騰飛的希望寄托於柯慶施。
在石家莊的這一段共事，後來成為張春橋“躍龍門”的契機……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起，石家莊的天空上連續五天出現“下蛋”的“鐵雞”。國民黨空軍對石家莊發動了猛烈的進攻，狂轟濫炸石家莊，國民黨軍隊期望正在猛攻濟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回師北援。
可是，九月十六日夜，濟南城外還是響起了密集的槍炮聲。中國人民解放軍沒有回師，而是對濟南發動總攻。八天之後，濟南城頭升起了紅旗。
濟南解放才十幾天，濟南的《新民主報》忽然登出《石家莊日報》社社長張春橋的《尋人啟事》：
“父張開益，字晉青，事變前在市公安局衛生科做事，日寇占領時去青州開醫院，日寇投降後回濟南做醫生……”
其實，張春橋完全用不著刊登《尋人啟事》去尋找他的父親。他有那麼多的親友在濟南、在巨野，寫信問一聲，也就“尋”到了。何況，濟南城頭已經紅旗飄揚，通過組織查問一下，這麼個頗有身份的張開益，是很容易“尋”到的。
張春橋與其說是刊登《尋人啟事》，倒不如說在報上向當年的“華蒂社”、“複興社”的故朋舊友們發表聲明：我張春橋如今已經是中共重要幹部，已經是《石家莊日報》社社長了！一九四八年十月，張春橋“衣錦榮歸”，與文靜一起來到濟南。當他舉杯與父母慶賀團圓時，臉上漾起了平日難以見到的笑容……
§§第三章 柯慶施的智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