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裏的幹部可能覺到我的態度不如他們原來設想的那樣高興。他們一個負責人曾經問我有什麼意見，是否有不對之處。當然，那時我還不能說出什麼。
沒有幾天，毛主席來電話指示，不要住太久。我們一些人在短短幾天就離開了。
此行對於張春橋來說，是異常興奮的。因為是平生頭一回奉毛澤東之命執行任務，何況與“大理論家”陳伯達同行；陳伯達的回憶卻是平淡的，他對於這個來自上海的“秀才”並沒有太留意。
陳伯達回憶河南崦岈山之行中所說：“沒有幾天，毛主席來電話指示，不要住太久。我們一些人在短短幾天就離開了。”毛澤東給他們打電話，是從鄭州打來的。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領導參加的會議，後來被人們稱為“第一次鄭州會議”。毛澤東選擇鄭州作為開會的地方，是因為河南乃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源地，此次會議開始研究人民公社化運動所產生的一些“左”的錯誤。毛澤東要陳伯達、張春橋回來，為的是出席會議。
陳伯達從嵖岈山一回來，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這次批評相當厲害。會議結束時所發的紀要中，有一段話是不指名批評陳伯達的：
……同時批評了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的錯誤主張。指出在社會主義階段廢除商品生產和等價交換是違反客觀經濟發展規律的，中國的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現在不僅不能消滅，而且應該大力發展。人民公社應該在發展自給性生產的同時，多搞商品生產，盡可能多地生產能夠交換的東西，向全省、全國、全世界交換。
陳伯達受到毛澤東的如此嚴厲批評，相當狼狽。關於他為什麼會受批判，他在晚年作了如下回憶：
從嵖岈山到遂平縣裏那天晚上，一個會計（似乎很年輕）說了這樣一件事：“我們這裏出‘沙子’，用‘沙子’去武漢交換機器，這是‘產品交換’。”
到鄭州後，我和同去的張春橋見毛主席，當還沒有正式彙報之前，作為閑聊，我說了那會計把沙子換機器叫做“產品交換”一事。毛主席一聽，就馬上插上我的話，說：“你主張‘產品交換’，不要‘商品交換’了！”
其實，這是毛主席一時誤會了。當時還沒有開始正式彙報，我在那瞬間隻是閑說那個“會計”的說法，並沒有表示我主張什麼。
當然，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我也看過。但是，對這樣極端複雜的問題，直到現在，我頂多隻能開始進幼稚園長期刻苦學習，當時怎麼可能信口開河呢。
不知怎樣的，毛主席當時對我說的話，竟然一傳十，十傳百，整個參加鄭州會議的人都傳遍了，我覺得大家都怕和我接近。我的確處於很狼狽的狀態。有兩位地方同誌或許知道我當時說話的經過，到我的住處看一下我，那時真使我感激不盡。
使陳伯達受到毛澤東批評一事，“一傳十，十傳百”，那是張春橋“發布”的“新聞”：坐在一側的張春橋，把毛澤東對陳伯達的當麵批評句句牢記，作為“新動向”向柯慶施彙報。消息很快從柯慶施那裏傳出，這倒誠如陳伯達所言，“一傳十，十傳百，整個參加鄭州會議的人都傳遍了”。
在鄭州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再次命陳伯達與張春橋同行，“會後出征”，前往山東範縣。這又一次表明，毛澤東對於上海“新秀才”張春橋的看重。
那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四日編印的《宣教動態》第一三四期上，刊載的《山東範縣提出一九六〇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那是山東範縣人民公社黨委（縣委）第一書記謝惠玉，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範縣共產主義建設積極分子萬人大會上，作了關於範縣兩年過渡到共產主義規劃報告。《宣教動態》第一三四期刊登了這一報告的摘要。內中這麼寫及：
“農業生產萬斤化。規劃提出一九六〇年糧食作物種植十五萬畝，保證畝產二萬斤，爭取三萬斤，共產三十九億斤；棉花種植十五萬畝，保證畝產籽棉一萬五千斤，爭取二萬五千斤，總產二十二億五千萬斤；花生種植十五萬畝，保證畝產五萬斤，爭取八萬斤，總產七十五億斤；甜菜種植五萬畝，保證畝產三萬斤，爭取五萬斤，總產十五億斤。今年的水利要實現河網化。一九五九年全部土地田園化，灌溉自流化、標準化，一九六〇年達到灌溉電氣化、自流化。到那時：田間耕作用機器，灌溉自流用電力；糧食畝產好幾萬，堆大敢與泰山比；棉絮開放似雪野，花生多得不用提；豐收一年頂百季，人人喜得了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