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報告還說：
“豐衣足食。到一九六〇年基本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分配製度。到那時：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大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
毛澤東看罷，頗為興奮，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寫下批示：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隻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陳伯達、張春橋、李友九三同誌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嗎？行路匪遙，一周可以往還，會後出征，以為如何？
毛澤東
十一月六日上午九時
張春橋兩度受到毛澤東親自“點將”，而且與陳伯達同行，這消息飛快地從鄭州傳到上海，張春橋的聲望猛然看漲了。須知，陳伯達當年有著“理論家”的美譽，號稱“中共第一枝筆”，資曆比張春橋深得多，而毛澤東主席在批示中，居然把張春橋與陳伯達相提並論，這怎不意味著張春橋頗受領袖偏愛？
於是，張春橋從中共上海市委委員晉升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於是，張春橋擺出了一副黨的理論家的架勢，不過，理論的權威，起碼也得有幾本著作……
說來慚愧。這位“理論家”雖然屬於早熟型的，早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他不過十五歲的時候，已經在山東《民國日報》的《中學生之部》副刊，發表了《春雨之夜》。這是他的“處女作”。二十多年來，不論是在濟南，在上海，在延安，在晉察冀，他的筆沒有停過，寫了長長短短、五花八門的各種文章，可是，他的書，少得可憐：
據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上海《社會日報》報道，《華北事變演義》一書的第三部《宋哲元在天津》，由張天翼、陳白塵、聶紺弩、張春橋四人執筆，當時正在寫作之中。可是，後來並未見到出版。即使出版，他也隻是第三部分的四個作者之一，何況並非“理論著作”；
一九三八年，他在延安倒出過一本薄薄的小冊子，書名為《在鞏固和擴大中的陝北公學》，不過七十八頁，而且附錄中的兩篇文章是別人寫的，算不上“大作”；
一九五四年一月，他訪問蘇聯，寫了一本小冊子《訪蘇見聞雜記》，由華東人民出版社印行。不過，這隻是本新聞通訊集，並不是“理論著作”。
怎麼辦呢？
他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時的那些“棍子”文章，諸如《質問彭文應》、《雜談帽子》、《看大學報有感》之類，湊足三十三篇，取名《今朝集》，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共一百七十八頁而已。
到了一九六〇年，他又把《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讓大字報流芳百世》、《大躍進的風格》、《東風頌》、《“窮棒子”精神》之類雜文，四十篇，編成《龍華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共一百八十二頁。
至“文革”開始，張春橋的著作，也就是這麼三四本小書罷了。
他是個搖羽毛扇的角色。他擅長於在幕後出點子——特別是在他成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之後。由他操縱的“金棍子”，在台前飛舞，征東討西，打南掃北。此“金棍子”，便是姚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