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上海延安西路二〇〇號——文藝會堂，人頭攢動。上海元旦聯歡會，正在那裏舉行。
當年張春橋為之寫過《濟南話劇界歡迎熊佛西先生記》的那個熊佛西，已是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了。熊佛西主持聯歡會。當他宣布：“現在，請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柯慶施同誌講話。”全場響起了掌聲。
這一回，柯慶施所發表的，並非應景講話。他利用這一次對上海文藝界講話的機會，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具有獨創性的口號：“大寫十三年！”
柯慶施說：
“最近看了話劇《第二個春天》、電影《李雙雙》，還聽人說過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這些戲寫的都是解放以後十三年來的現代生活，這很好，很值得提倡。”
說了這麼一段話之後，柯慶施加以發揮道：
“解放十三年來的巨大變化是自古以來從未有過的。在這樣偉大的時代、豐富的生活裏，文藝工作者應該創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偉大時代的作品。”
本來，這樣一段話，也沒有什麼大錯。但是，他繼續加以發揮，那就走向了“左”的極端：
“今後在創作上，作為領導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堅持‘厚今薄古’，要著重提倡寫解放十三年，要寫活人，不要寫古人、死人。我們要大力提倡寫十三年——大寫十三年！”
文學藝術的創作領域，本來是無比寬廣的。柯慶施的“大寫十三年”，一下子把曆史題材以至革命曆史題材，全都一刀砍光。不光是“古人”、“死人”不能寫，連“活”的“洋人”也不能寫！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上海《文彙報》和《解放日報》都刊登了柯慶施的講話。他的“大寫十三年”的片麵口號，立即遭到周揚、林默涵、邵荃麟等人的堅決反對。張春橋急急地找姚文元，你一條，我一條，拚拚湊湊，寫了篇《大寫十三年十大好處》的文章。
柯慶施的講話，引起了上海的“女客人”的注意。
“女客人”雖然住在北京中南海，卻常常不聲不響地往上海跑。她來來去去，行蹤惟有中共上海市委交際處、上海鐵路局公安處和上海錦江飯店保衛處知道。她從不坐飛機，為的是怕從半空中摔下來。她來去總是坐京滬特快列車，而且總是包一節軟臥，供她和幾位隨從乘坐。一節軟臥車廂，寥寥數人而“臥”。她寧可讓別的鋪位空著。她喜歡要這麼大的“派頭”。
她一到上海，就住在位於市中心茂名路上第一流的錦江飯店。這座由原先的華懋公寓與茂名公寓組成的賓館，是她當年在上海灘的時候所非常熟悉的。她住進豪華客間，從不輕易露麵。
此人便是江青，亦即當年上海灘上的電影演員藍蘋。為了替她的行蹤保密，上海有關部門為她取了代號——“客人”或者“女客人”。
“女客人”常常來上海，最初是為了治病。她的病頗多，諸如神經官能症、慢性膽囊炎、急性膀胱炎、植物性神經係統病症等。雖然北京也有著第一流的醫生和醫院，她偏喜歡上海——這座城市曾給她的人生曆程打上深深的印記，她最浪漫的一段時間是在這裏度過的。
她是一個生性好強、不甘寂寞的女人。當年，二十來歲的她，鬧得上海灘沸沸揚揚，大報小報登滿她的“明星”生活以及跟唐納、章泯離離合合、打打鬧鬧的新聞，已經最充分不過地顯示「她的個性。
無奈，在延安，在她成為“第一夫人”的時候，組織上告誡過她，不參與政事，她也一口答應。好不容易，她在那裏捱過了漫長而寂寞的日子。她自己也明白，新來乍到，羽毛未豐，無法染指黨政大事。
進入北京之後，她探頭探腦，要管點“閑事”了。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一日，“電影指導委員會”在北京成立。委員有周揚、陸定一、蔣南翔、丁玲、鄧拓、陽翰笙、田漢等文藝界名流。她擠了進去，也當了個委員。她並不想當個徒有虛名的委員。她試著管點“閑事”。據她自己後來回憶，她曾“力排眾議”，不怕“光榮地孤立”，在電影指導委員會的會議上“多次提出批判《清官秘史》”。結果，誰也不予理睬，簡直氣壞了她。
一九五一年，她隻身出過一回風頭。那年二月，《武訓傳》在全國上映。她對周揚說：“《武訓傳》是一部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反動影片。”周揚不以為然，竟頂撞了她：“你這個人，有點改良主義沒有什麼了不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