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這年五月二十日，事情變得不那麼簡單了，因為這天的《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應當重視武訓傳的討論》。顯然，天平的砝碼傾向了江青一邊。
江青趾高氣揚了。她第一次露麵，率領“武訓曆史調查團”，前往山東堂邑一帶，進行了一個來月的調查。據她說，她衝破了周揚派去的秘書鍾惦菜等人的重重“阻撓和破壞”。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報》連載江青親自寫的《武訓曆史調查記》。這是江青贏得的第一次勝利。
她一次次參加電影指導委員會的會議，一次次進行“指導”。正當她欲大展宏圖之際，卻於一九五二年二月病倒了，不得不去療養。
在療養中，她仍想重返政治舞台。一九五四年九月中旬，她曾忽地來到《人民日報》編輯部，找周揚、鄧拓、林默涵談話，透露了來自毛澤東那裏的消息：毛澤東十分讚賞剛出版的《文史哲》雜誌上兩個小人物即李希凡、藍翎寫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要求《人民日報》轉載兩個小人物的文章。
周揚嗯嗯了一番，送走了江青。江青天天翻《人民日報》，一個來月過去，居然毫無動靜，顯然，周揚沒有把她的意見放在眼裏。
十月十六日，再度發生重大轉折：毛澤東主席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關的同誌，寫了一封著名的信，即《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批評了周揚這樣的“大人物”，支持了李希凡、藍翎兩個“小人物”。
毛澤東主席的信中提及：“有人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這裏所說的“有人”，正是指江青。
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意見，刊登了署名“鍾洛”的文章《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
江青第二次又獲得了勝利。
緊接著，她病了。一病，就是七年——從一九五五年病到一九六二年。病中，她隻是掛著“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和“文化部電影局顧問”這樣兩個空頭官銜。用她自己的話來說，“中間，有幾年我害病，為了恢複健康，醫生要我參加一些文化生活，鍛煉聽覺和視覺。這樣，我就比較係統地接觸了部分的文學藝術問題。哎呀，我覺得這個問題就大啦！在舞台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的形象……”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在北京看了京劇《海瑞罷官》。她決心再一次涉足中國的政治舞台——從批判《海瑞罷官》開始。
一九六二年九月，她約見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個正副部長，“指出舞台上、銀幕上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濫成災的嚴重問題”。跟前兩次一樣，部長們並沒有聽進她發出的“警告”。如她所形容的，叫做“充耳不聞”。
正在這個時候，她聽到了柯慶施在上海發出的“大寫十三年”的嶄新口號，與她不謀而合。
於是，“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住進上海錦江飯店。這一回，她不忙於治病，也不忙於調看內部電影。二月下旬，她把柯慶施請到了錦江飯店。
柯慶施帶來了他的政治秘書張春橋。
說實在的，張春橋對她並不陌生。當年，崔萬秋常常跟他說起藍蘋。他從報紙、畫刊、電影中，早就認識這位“影星”。他知道她是一個心眼兒小又很高傲的女人，在她麵前須倍加小心。
她對張春橋呢，雖說當年同在上海灘，而且說不定還在崔萬秋家見過這個穿蹩腳西裝的狄克，不過她的眼界甚高，是不大會記得住這樣的小人物的。何況，張春橋也盡力假裝不知她的底細，一字不提三十年代的往事。他明白，那已成了她的心上的一塊瘡疤。
在柯慶施的介紹下，她與他握了一下手，算是結識了。
那天的談話，差不多隻在江青與柯慶施之間進行。張春橋隻在一旁聚精會神地聽著，臉上一直保持著微笑的姿勢。
“我支持‘大寫十三年’！”江青當麵恭維柯慶施，“柯老，我們對文藝界的看法，可以說完全一致！”
“我們的見解一致，是因為我們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準則。”柯慶施說了一句非常得體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