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在一旁細細觀察著。他發覺，江青依然保持當年藍蘋的風度，口若懸河，不斷地做著手勢，常常放聲大笑，是一個無拘無束的女人。
那天，江青漫無邊際地說了好多好多。擅長於歸納的張春橋，把她的見解歸為三點：
第一，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罷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
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現代戲。這一回，在上海看了滬劇《紅燈記》，覺得很不錯。隻是滬劇的地方性太強，觀眾麵狹窄，她想改成京劇，推向全國；
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掛帥，可以成為她的“基地”。今後，她要常來上海，不是為看病而來，是為建設“基地”而來。
這一次與江青會麵，對於張春橋來說，是曆史性的。從此，江青的印象之中，有了張春橋。
在“女客人”坐著軟臥包廂離開上海之後，一顆信號彈從上海《文彙報》升起。
那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上海《文彙報》刊載了一篇題為《“有鬼無害”論》的文章，署名“梁璧輝”。這是根據江青的旨意，和柯慶施一起組織，張春橋參與密謀，在上海打響的批判“三家村”的第一炮。
“梁璧輝”何許人？俞銘璜的化名。
《“有鬼無害”論》批誰？批孟超的《李慧娘》，批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
孟超，江青的老鄉——同是山東諸城縣人。他比江青大十二歲。早在一九二四年，孟超就來到上海，在上海大學中國文學係學習。開始寫詩、散文，並參加革命，參加中國共產黨。解放後，他在北京的人民美術出版社擔任創作室副主任、幻燈編輯室主任。
一九六一年《劇本》第七八期，發表了孟超寫的昆曲劇本《李慧娘》。與此同時，北京開始演出《李慧娘》。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報》發表了廖沫沙的文章《有鬼無害論》，讚揚了昆曲《李慧娘》。
作為同鄉，江青不僅熟知孟超其名，也了解他的家世。自然，孟超的《李慧娘》的上演，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江青給這出曆史劇“上綱”，認為是“借厲鬼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她看了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認為是為“毒草”叫好，應該一起批！
最初，江青想在北京找人支持她，發表批判孟、廖的文章。無奈，北京並非她的“基地”。彭真是北京市市長，吳晗是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吳、廖、鄧後來被稱為“反革命的三家村”，彭真被說成是“三家村的黑後台”。麵對北京那樣的陣營，江青當然無法開展她的“批判”。
她來到上海，發覺有柯慶施那樣的市委書記兼市長，有張春橋那樣的謀士，有姚文元那樣的棍子，她得到了支持。正因為這樣，她所組織的第一篇批判文章，成功地在上海登出來了。這是她與柯慶施、張春橋第一次“協同作戰”……
關於這第一篇批判文章，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藝界大會上，把她的“認識過程”談得很清楚：
“我的認識過程是這樣的：幾年前，由於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恢複聽覺、視覺的功能，這樣，我比較係統地接觸了一部分文學藝術。首先我感覺到，為什麼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舞台上，又有鬼戲呢？然後，我感到很奇怪，京劇反映現實從來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卻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政治傾向反動的戲，還有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它就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個階段，我隻想爭取批評的權利，但是很難。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柯慶施同誌的支持下，由他組織人寫的……”
如今，人們一提及“文革”，便會提及姚文元的那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而這篇梁璧輝的《“有鬼無害”論》鮮為人知。其實，真正的“前奏曲”，是這篇《“有鬼無害”論》。正是《“有鬼無害”論》的成功發表，使江青把她的“爭取批評的權利”的希望寄托於上海，這才有了第二篇批判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