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虧曹荻秋和魏文伯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都把關於那卷黃紙頭的前前後後的經過，與鄧小平、康生、江青、張春橋的種種錯綜複雜的關係，都寫成文字，留諸後人。
曹荻秋還保存了張春橋寫給他的一封親筆信，同樣至關重要。我在檔案中，查到了這封信：
荻秋同誌：
北大的鬥陸平計劃，有一條要把常溪萍揪回來鬥爭，已經貼出去了。據康生同誌告訴我，江青同誌有一次在毛主席那裏也說要把常溪萍揪回來鬥。此事，請你回去後同市委同誌好好議一議，不然很被動。
春橋
八月十二日
不過，回到上海之後，曹荻秋、陳丕顯、魏文伯仍然想方設法保護常溪萍。聶元梓鞭長莫及，在北京幹著急。
江青和張春橋決定對上海采用“北京模式”。攻下中共北京市委這“堡壘”，從北京大學轟開局麵。看來，要把華東師範大學當做上海的“北京大學”，把常溪萍當做“陸平”，而“大炮”依然是聶元梓……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十三次北京至上海特別快車旋風般駛入上海北站。從軟臥車廂走下一男一女，都戴著雪白的大口罩，披著綠色軍大衣。男的是北京大學哲學係中年教師孫蓬一，女的便是聶元梓。
奉張春橋之命，“中央文革”駐上海記者站記者甄某帶著幾個紅衛兵，前來接站。半小時之後，聶元梓和她的“副帥”孫蓬一便住進了衡山賓館。這是位於上海市區西南的十五層的高級賓館。這座米黃色外牆的賓館，建於一九三六年，解放前叫“畢卡第公寓”。它所在的衡山路，與張春橋家所在的康平路一〇〇號，相距隻幾百公尺。
在“中央文革”駐滬記者站的小樓上，張春橋和聶元梓由甄某安排了秘密會見。
“從常溪萍身上，炸開上海市委的缺口！”張春橋向聶元梓交代了戰略，“你要深入常溪萍的老窩——華東師大，在那裏放一把火！”
張春橋思索了一下，補充道：“在上海，你必須跟王洪文見一次麵。你隻有依靠‘工總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勝仗……”
就在這次秘密會見之後，一輛紅衛兵的宣傳車駛進華東師範大學。那是一輛三輪卡車，上麵掛著兩隻大喇叭，鐵皮車廂緊緊關著門。
這輛其貌不揚的三輪卡車，直奔第三宿舍。那兒原本是留學生宿舍。“文革”一開始，留學生們紛紛回國，那裏成了一幢空樓。
從宣傳車上下來的，便是聶元梓和孫蓬一。他們秘密地“下榻”於此，會見了一批又一批華東師大的紅衛兵，發動了對常溪萍的猛烈攻勢。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中心的友誼電影院裏，張春橋向上海的造反派講話時，點了常溪萍的名：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學開群眾大會，他們給我送來了大字報。常溪萍在北大問題很嚴重，這個我知道。但詳細情況我不清楚。大字報是我接過來的。我才明白，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中，犯下那麼嚴重的罪行……”
這是“導演”在揭示。一席言畢，張春橋不見蹤影。
他出現在機場，飛向北京了。
就在他離開上海的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文化廣場擠滿了紅衛兵。本來，這天是召開“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會。聶元梓建議，“在戰火中誕生”。於是，成立大會改名為“批鬥常溪萍，炮轟上海市委”大會。唧唧喳喳的“喧賓”——聶元梓，反客為主，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高呼：“打倒常溪萍！炮轟上海市委！上海必須大亂！”
大會結束後的第四天——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發了第二樁轟動全國的事件，即“《解放日報》事件”。紅衛兵們要求把他們的《紅衛戰報》第九期，與當天的《解放日報》一起發行，理由是這一期《紅衛戰報》上刊登了長文《（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必須送到每一個《解放日報》讀者手中，以求“消毒”。聶元梓、王洪文成為紅衛兵們的指揮。紅衛兵們占領了《解放日報》社，持續了九天九夜。
果真，上海處於大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