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溪萍究竟是什麼人？他是扼殺北大社教運動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夥計，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隊中的政治投機家……”
江青和張春橋去北大，竟有如此重要的意外收獲，連連撫掌而笑。
張春橋畢竟乃亂世奸雄。他從聶元梓手中接過那卷黃紙，卻並沒有直接由他自己派人送往上海。因為這時候的他，在上海人麵前，還需要保持麵帶三分笑的可愛形象。倘若由他出麵攻擊常溪萍，未免太暴露了……
事情那麼湊巧，四天之後——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曹荻秋提前幾天來到北京。張春橋來了個“借刀殺人”之計，把那卷黃紙交給了曹荻秋，叫他帶回上海去。
這，無疑叫曹荻秋左右為難。帶回去吧，勢必會使常溪萍無端蒙塵；不帶回去吧，這可是江青、張春橋交辦的。
筆者從浩繁的“文革”檔案中，查到曹荻秋於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四日所寫的一份手稿。雖然當時江、張正在“台上”，曹荻秋還是如實寫下自己親曆的經過：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間，北大師生開全體大會，中央文革的負責人去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議過程中，聶元梓等人把寫就的一張對常溪萍的大字報交給張春橋。次日，張春橋把這張大字報送給我。對這張大字報如何處理，我和張春橋研究結果，決定去請示康生。二十六日見到康生，正談這張大字報如何處理時，他臨時被別的人找去了，沒談下去。幾天和他相約都沒有空，我感到這張大字報老擺在我這裏不是辦法，這時我想到北大社教問題是鄧小平處理的，決定去找他……”
康生幾次推說沒空，其原因顯而易見——他在打“太極拳”！
當曹荻秋求助於鄧小平，鄧小平非常爽快地予以明確地答複，曹荻秋繼續寫道：
“我到了鄧小平家，向他提出對北大關於常溪萍的這張大字報如何處理。他的答複是北大社教問題已經中央書記處作了處理，這個問題不要再挑起，大字報不要送回上海。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會告訴康生。
“這樣，那張關於常溪萍的大字報就扣押在我那裏，這就起了保護常溪萍的作用。”
鄧小平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了康生。
康生迅即轉告江青。江青勃然大怒：“上海市委不貼這張大字報，我去貼！”
曹荻秋的那份回憶材料，在記述了會見鄧小平的經過之後繼續寫道：
“不幾天，江青在會場上見到我，對我說：‘常溪萍這張大宇報你們如不送回上海，你們市委要被動的。’”
在小山一般的檔案堆裏，筆者又尋到另一份重要材料。那是魏文伯於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寫下的親身回憶。這位喜歡書法的高級幹部的瀟灑的字亦起了“旁證”作用：
“一九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有一天散會的時候，當曹荻秋和我出會場門外的時候，江青趕上來質問曹荻秋：‘北大寫給華東師大常溪萍一張大字報，如果不在華東師大很快地貼出來，你們上海市委就要被動。，江青講這話的時候，我在場親耳聽見的，也看見的。”
曹荻秋迫於無奈，隻得囑咐秘書道：“把那張大字報交機要交通員帶回上海，在教衛部和華東師大兩個單位貼一貼就行了。”
曹荻秋原名曹仲榜，號健民，一九〇九年生於四川資陽。父親曹品江在小鎮上開醬品店。二十歲那年，曹仲榜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改名曹荻秋，是因為他喜歡自居易《琵琶行》中的詩句：“楓葉荻花秋瑟瑟。”從一九三一年他在上海出任左翼中國文化總同盟秘書以來，與上海這座中國最大的城市結下深緣。正因為這樣，解放後擔任過重慶市市長、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的他，會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出任上海市市長。“文革”中，他受盡磨難，於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逝世於上海。很遺憾，他沒有親眼見到張春橋的末日。
魏文伯比曹荻秋年長四歲，出生於湖北新浙縣的農民家庭。一九二六年便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比曹荻秋幸運，能在“文革”後複出，擔任司法部部長，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病故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