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晚，一輛又一輛小轎車駛入北京大學。
此刻，北京大學大操場上燈火輝煌，萬名師生聚集那裏，批判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的群眾大會即將開始。但是，主席台上依舊空空如也，意味著可能會有重要人物出場，全場隻得以高唱革命歌曲來暫且填補等待的時間。
一連串小轎車在夜幕中駛入北京大學幽靜的燕南園，停在六十四號前。
一個又一個“中央文革小組首長”從轎車裏出來了：中央文革顧問康生，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江青，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組員戚本禹等。
聶元梓早就在門口迎接他們的光臨。
這麼多的“中央文革小組首長”傾巢而至，當然決非尋常。待“首長們”坐定之後，聶元梓手下的一員大將C，見張春橋在座，抓緊時機，挑出了一個與當晚大會並不相幹的問題——常溪萍問題。
C問江青：“六月份，我們給上海市委轉去一份常溪萍的材料，不知道是否收到？”
江青把臉轉向張春橋：“春橋同誌，你們收到了嗎？”
張春橋馬上答話：“收到了，正在市委領導中傳閱。”
C趁機說：“我們給常溪萍寫了一張大字報，中央文革的領導能不能幫我們轉一轉？”
江青當場拍板：“可以幫助你們轉，你們把大字報拿來吧！”
C大喜。聶元梓的臉上，也泛起了微微一笑。
C趕緊離開燕南園，奔向哲學樓，從辦公室裏拿了一卷黃紙頭——那是一份事先已經寫好的大字報，十七個人簽名，打頭的名字便是聶元梓。
當C風風火火趕到燕南園六十四號，“首長們”已在大操場的主席台上就座了。
C奔上主席台，把那卷黃紙頭塞到張春橋手中。張春橋接過紙頭，說了一句話：“保證轉到！”
這一過程，不僅C後來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作了詳細交代（C是那張大字報的十七個簽名者之一），而且張春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友誼電影院，也談到了：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學開群眾大會，他們給我送來了大字報。常溪萍在北大問題很嚴重，這個我知道。但詳細情況我不清楚。大字是我接過來的……”
張春橋的麵孔，通常是不笑的。但是，當他回到釣魚台，打開這卷黃紙，他眉開眼笑——他釣了一條大“魚”！
這張大字報的標題是：《常溪萍是鎮壓北大社教運動的劊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幫》。
大字報一開頭，那語氣便咄咄逼人：
“最近，我們得知常溪萍負責領導上海的高等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十分震驚！
“常溪萍究竟是什麼人？他是扼殺北大社教運動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夥計，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中的政治投機家……”
張春橋不由得拍案叫絕。他處心積慮，日夜盤算著如何轟倒上海市委，正愁不夠，而這卷黃紙頭正是一發重磅炮彈！
須知，原北京市委，正是被一張大字報轟倒：在康生的妻子曹軼歐的“指導”下，聶元梓等七人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貼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炸開了北京大學這個缺口，導致六月三日“撤銷北大黨委正副書記陸平、彭佩雲的一切職務，改組北大黨委”，導致同日“中共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六月四日，《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社論，歡呼“新勝利”—
如今，張春橋手中的這張大字報的“第一作者”，正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第一作者”。或者可以說，這是“全國第二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能不能把上海的華東師大，變成第二個“北京大學”？能不能把常溪萍，變成第二個“陸平”？
轟倒上海市委，看來要從常溪萍身上打開缺口！
頓時，張春橋仿佛覺得，那卷輕飄飄的黃紙頭在膨脹，變成一顆碩大裂崩的巨型炮彈。
怎樣把這顆重磅炮彈從北京發射到上海呢？
如果讓張春橋自己來發射，未免過分暴露。他向來頗為諳熟借J3殺人之法。
真是難得的巧妙機會：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市長曹荻秋前來出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正住在北京飯店。張春橋以中央文革副組長的身份，也出席會議。
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張春橋出了難題給曹荻秋，叫曹荻秋把大字報帶回上海去：如果曹荻秋同意帶回上海，借曹荻秋之手，炮轟上海市委，當然很妙；如果曹荻秋不同意，那將落個“包庇常溪萍”的罪名。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四日，曹荻秋在一份材料中，寫及此事經過：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間，北大師生開全體大會，中央文革的負責人去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議過程中，聶元梓等人把寫就的一張常溪萍的大字報交給張春橋。次日，張春橋把這張大字報送給我。對這張大字報如何處理，我和張春橋研究不出結果，決定去請示康生。二十六日見到康生，正談這張大字報如何處理時，他臨時被別的人找去了，沒談下去。幾天和他相約都沒有空，我感到這張大字報老擺在我這裏不是辦法。這時我想到北大社教問題是鄧小平處理的，決定去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