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避而不見曹荻秋，其中的原因顯而易見——他的妻子正“指導”著聶元梓的工作，而他的妻子又是根據他的意旨在辦事。有著如此微妙的關係，他不會對那張大字報明確表態。他跟張春橋一樣，在這種場合都喜歡打“太極拳”。
曹荻秋讓秘書糜欣祥給鄧小平的秘書掛電話。
八月一日上午八點多，糜欣祥掛了電話。很幹脆，將近十一點，鄧小平的秘書就來電話，請曹荻秋馬上去中南海。
十一點，曹荻秋就來到了鄧小平家。
鄧小平抽著煙，聽著曹荻秋講述那張大字報。鄧小平對常溪萍在北大社教運動中的情況十分「解，幹脆利落地作了答複。
誠如曹荻秋所寫下的回憶那樣：
“我到了鄧小平家，向他提出對北大關於常溪萍的這張大字報如何處理。他的答複是北大問題已經中央書記處做了處理，這個問題不要再挑起，大字報不要送回上海。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會告訴康生。”
“這樣，那張關於常溪萍的大字報就扣押在我那裏，這就起了保護常溪萍的作用。”
鄧小平的意見，很快就從康生那兒傳到江青耳朵裏。
江青惱怒了，說道：“上海市委不貼這張大字報，我去貼！”
曹荻秋寫下這樣的回憶：
“不幾天，江青在會場上見到我，對我說：常溪萍這張大字報你們如不送回上海，你們市委要被動的。”
原中共華東局書記魏文伯當時在一側。他於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也寫下這樣的回憶：
“一九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有一天散會的時候，當曹荻秋和我出會場門外的時候，江青趕上來質問曹荻秋說：‘北大寫給華東師大常溪萍一張大字報，如果不在華東師大很快地貼出來，你們上海市委就要被動。’江青講這話的時候，我在場親耳聽見的，也看見的。”
曹荻秋迫於無奈，回到北京飯店，隻得囑咐秘書：“把那張大字報交機要交通員帶回上海，在教衛部和華東師大兩個單位貼一貼就行了。”
曹荻秋還打長途電話到上海，把情況都告訴了中共上海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
就這樣，本來在那年月，“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四大”盛行，誰都可以刷一把漿糊，貼一張大宇報，而聶元梓等寫的一張大字報，卻要牽動那麼許多高層人物，要借“中央文革”的“虎威”轉到了上海。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充滿著火藥味兒。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名次，由原來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取而代之，名列第二，並成為黨中央惟一的副主席。
毛澤東在八月五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震動了全會。毛澤東還公布了他在八月一日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一封信。從此，紅衛兵運動如潮如湧，在全中國卷起狂瀾。
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誠如後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的標誌。
就在會議結束的那天——八月十二日，曹荻秋收到了張春橋的一封親筆信，所談的又是關於常溪萍，全文照錄如下：
荻秋同誌：
北大的鬥陸平計劃，有一條要把常溪萍揪回來鬥爭，已經貼出去了。據康生同誌告訴我，江青同誌有一次在毛主席那裏也說要把常溪萍揪回來鬥。此事，請你回去後同市委同誌好好議一議，不然很被動。
春橋
12/ⅢⅤ
江青說“你們市委要被動的”，張春橋也說“不然很被動”，如出一轍。顯然，他們私下商量過怎樣整常溪萍。
曹荻秋一回到上海，把來自北京的信息轉告上海市委的常委們，常溪萍一下子成了眾所關注的中心。上海市委商議了對策，如同楊西光所回憶的：
“北大提出要把常溪萍搞去，上海市委亦隻得同意，但我們商量要常溪萍到北京後住到上海駐京辦事處去……過不久，中央文革又通知說，不要常溪萍去了。”
常溪萍怎麼會成為聶元梓的眼中釘、肉中刺？怎麼會成為江青、張春橋必欲置於死地的冤家對頭？
不能不把時間撥回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常溪萍擔任了北京大學社教工作隊黨委副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