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之地、“百慕大”、重災區
我的方格稿紙上搭滿腳手架，一期又一期的“工程”正在緊張地進行。
經過幾年的忙碌，第一期“工程”終於竣工。拆除腳手架之後，四幢黑色的大廈已巍然矗立在方格紙上，那便是王、張、江、姚“四人幫”的四部長篇傳記，一百多萬字。
另外，作為第一期“工程”的小小的“總結”，我寫了《巴金的夢》。《巴金的夢》發表後，被上海《報刊文摘》所摘載，又被《新華文摘》一九八八年第十一期全文轉載。我收到不少讀者來信，差不多每一封信都對“文革博物館”如何從“巴金的夢”變為現實，提出了各自的建議……
剛剛完成第一期“工程”，我又在一張張方格稿紙上搭起了新的腳手架，開始進行第二期“工程”。這一浩大的係統“工程”，為的是探索和研究中華民族的那場大災難——“文革進行曲”！
這是中國當代史研究工作中的一片荊棘叢生、暗雷四伏的處女地，一片忌諱甚多、禁規甚多的是非之地，一片濃霧迷茫、“透明度”甚差的“百慕大”，卻又是淚流成河、屍骨如山的“重災區”。它是中國的“特產”——因為這場既不是“無產階級”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咽發生，在中國進行的，它倒確確實實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各種各樣的中國人的靈魂在這場“大革命”中“大曝光”。
熟悉我的名字的讀者，總是把我與《十萬個為什麼》、《小靈通漫遊未來》聯係在一起。原本我的筆下，風平浪靜，隻有甜味，沒有辣味。我寫過“霓紅燈為什麼那樣鮮豔奪目”，我寫過“重水是水嗎”，我寫過“鈦有什麼用處”。我那《十萬個為什麼》，從未談到過中國為什麼會發生“文化大革命”？
“四人幫”傳記一部部問世之後，曾有讀者以為：同名同姓的中國人太多，葉永烈也有兩個，寫《十萬個為什麼》的是一個，寫“四人幫”的則是另一個……
我怎麼會“轉軌”的呢？為什麼會從風和日麗的自然科學王國轉向雲譎波詭、浪巨風險的社會科學王國的“文革”禁區？
我越出了“雷池”
天真爛漫的我，第一次接受“階級鬥爭”風雨的“洗禮”，是在那難忘的一九五七年。十七歲的我，剛剛步入北京大學校門，第一課便是“反右派鬥爭”。北京大學竟“鬥”出了五百多名“右派分子”，使我觸目驚心。盡管在“大鳴大放”時，我不過是個忙於考大學的高三學生，沒有任何“右派言論”。好在我學的是化學，我沉醉於自然科學，從不過問那危機四伏的政治。我變得沉默寡言，連小組會上也難得發言。從小愛好寫作的我，創作欲非常強烈，不得不埋頭於寫《十萬個為什麼》那樣的書。一九六〇年，上大學三年級的我，成為《十萬個為什麼》第一版的主要作者。
一九六三年，我念完六年製化學本科，畢業了，來到上海工作，依然隻寫些自然科學方麵的書。
不久，“文革”拉開大幕。令我吃驚的是，本以為“純科學”的《十萬個為什麼》也在劫難逃，成了“大毒草”。在上海，居然成立了有上百個單位參加的“工農兵批判大毒草《十萬個為什麼》聯絡站”。作為“大毒草”的作者，我遭到抄家。那時，我已發表近百萬字的作品，悉被抄去，受到最嚴峻的審查。我被打成“雜家”，打成“小吳晗”。那種“階級鬥爭”，真是富有“想像力”：我的一篇童話《一根老虎毛》，那老虎被說成是象征“帝國主義”（“紙老虎”也），由此而進行的姚文元式的上綱上線，便使我成了“三家村”的“編外夥計”！
我在提心吊膽之中，度過了十年浩動。我變得小心翼翼，我的筆隻囿於沒有階級性的自然科學範疇。我的一本二十萬字的《化學元素漫話》，在文革前完成初稿，在一九七四年由科學出版社印了十萬冊，一九七六年印了十三萬冊，一九七九年全書一字未易，又印了十三萬冊。這本書簡直成了三朝元老，其原因便在於不涉及於政治，不涉及“階級鬥爭”。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政治氣氛逐漸寬鬆，進入了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曆次政治運動的大反思階段。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所謂“三家村反黨集團”，所謂“中宣部閻王殿”，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所謂“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所謂“楊、餘、傅反革命集團”……一樁樁“文革”大冤案在大反思中得以平反。由“文革”上溯，對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對數十萬在一九五七年被錯劃的“右派分子”，對所謂“三麵紅旗”，對所謂“四清運動”等等，也在大反思中或予平反，或予改正。就連在“文革”中遭到“大批判”的瞿秋白的《多餘的話》，也得到了重新評價。
我步入不惑之年，真的也不惑起來。我越“界”了。我開始越出雷池。最初，我為深受“文革”之害的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我的老師傅鷹教授寫了報告文學《敢說真話的人》，迅即被《新華文摘》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全文轉載。
一九七九年四月，傅聰悄然回到上海，引起我的關注。這位有著“叛國者”名聲的鋼琴家，其實是一位真摯的愛國者。我的筆伸向這位在當時非常敏感的“禁區”人物。有關方麵告誡，關於傅聰的報道是嚴加控製的，就連他歸來的報道寫多少字，登在什麼報的第幾版，都有規定。自然，我為他寫洋洋數萬言的報告文學，是絕無發表機會的。我以他為模特兒，寫的《愛國的“叛國者”》，倒是順利地在一九八〇年八月完成，一九八一年第二期《福建文學》以頭條刊出。不久又被改成電影劇本《飄零者》，發表於一九八二年第四期《芙蓉》。上海《萌芽》雜誌編輯趙麗宏一看，便知道我寫的是傅聰，約我為傅聰寫報告文學。一九八三年九月，我終於在北京寫出此文，趙麗宏當即帶回上海，定於一九八三年十二期推出。《報告文學選刊》隨即全文轉載，許多家報刊也予轉載。
緊接著，我寫了傅聰之父傅雷和傅聰之弟傅敏。《傅雷之死》這篇報告文學原在上海一家刊物已排好清樣，卻又遭磨難，後改由北京《報告文學》雜誌頭條發出，被《曆史在這裏沉思》等書收入，我的表妹甚至在華盛頓街頭也看到當地報紙轉載，給我寄來剪報。此文獲《報告文學》雜誌第二屆優秀報告文學獎。我為傅敏所寫的《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在《北京文學》刊出後，也是紛紛轉載，並獲一九八五年度“北京文學獎”。
這樣，我寫出了《傅雷一家》一書。傅氏父子的乖戾命運，使我注意起“反右派”與“文革”之間的聯係：一九五七年傅雷被錯劃為“右派”，導致傅聰在一九五八年出走英國；傅聰的出走，又反過來導致傅雷夫婦在“文革”中雙雙自縊，導致傅敏兩度自殺（未果）。
我寫了“文革重災戶”——傅雷一家之後，又轉向在當時更為敏感的“文革重災戶”——馬思聰一家。馬思聰在“文革”中所受非人淩辱，是中國知識分子遭受極“左”路線迫害的縮影。可是，馬思聰冤案遲遲不能平反，他的頭上依然戴著“叛國犯”的帽子，處於禁區之中。我同情他的命運，卻無法發表關於他的報告文學。直至一九八五年初公安部為他平反，這年五月《文彙月刊》推出我的五萬字報告文學《思鄉曲》，寫出馬思聰愛與淚的一生。此後，我又為他寫了二十萬字的長篇文學傳記《苦難的音符》，由《人民文學》雜誌選載，並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與香港出版社同時印刷。
我不斷地以我的筆，寫蒙受極“左”路線苦難的中國知識分子。為“胡風分子”路翎，為“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王造進、葛佩琦、彭文應、龐薰栗，為“文革”中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平、賀綠汀、陶勇、常溪萍……我寫下一篇又一篇報告文學。我稱我的筆是帶淚的筆。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一日《文藝報》發表吳國光的《知識的悲劇與知識分子的頌歌——評葉永烈的一組報告文選》一文，指出：“中國的知識分子；這是一個災難沉重的民族中災難特別沉重的一部分。這兩點，都在極‘左’路線及其產物‘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尤其有力的證實。對第一點的證實是悲劇，對第二點的證實是頌歌。葉永烈選擇了一個富有文學味的角度，記錄下了這兩點，他也就記錄下了一個時代的悲劇與一個民族的頌歌。”
我出版了一本又一本報告文學選。我從科學轉向文學，轉向於“文革”的探索。我不再是過去“不問政治”的我。我的筆變得鋒芒畢露，指點那為害甚深的極左路線。但是，我不再滿足於零散的揭露，轉向整體、係統的反思。於是，我製定了那一期又一期“係統工程”計劃。
以檔案館與圖書館為兩翼
在創作之路上，我開始了艱難的長途跋涉。
最初，我是從兩本書中得到啟示的。
一是當時陸陸續續讀到巴金的《隨想錄》。巴老對於“文革”的深刻、尖銳的鞭笞，給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他說：“張春橋、姚文元青雲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並不曲折，他們也走得很順利，因為他們是踏著奴仆們的身體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個，我今天還責備自己。我擔心那條青雲之路並不曾給堵死，我懷疑會不會再有‘姚文元’出現在我們中間。我們的祖國母親再也經不起那樣大的折騰了。”他說出了振聾發聵的話：“隻有牢牢記住‘文革’的人才能製止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
另一本給我以啟示的書是美國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長卷《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作者掌握了納粹德國的四百八十五噸檔案，花費五年半時間，寫成一百三十萬字的長篇。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亞那的一句格言，那含義與巴金不謀而合：“凡是忘掉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
十年浩劫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創，決不亞於當年希特勒納粹給德國人民帶來的痛楚。我決心進行我的“係統工程”。
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我隻能分期分批進行。我是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專業作家。考慮到“地利”優勢，我首先把寫作“上海幫”——“四人幫”的四部長篇傳記，作為第一期“工程”。
這是異常嚴肅、高度敏感的“工程”。我把我的寫作計劃和采訪計劃擬就，上報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然後，請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給予支持，以便我能夠涉足一些難於進入的部門。
當我著手實現這一龐大的創作計劃時，我才意識到每前進一步都異常艱辛。
我力圖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文學和史料雙重價值。我以為，“四人幫”是十億中國人家喻戶曉的曆史罪人，傳記必須史實準確。我堅決摒棄憑空虛構、胡編亂造。要對曆史負責，對人民負責。
在進入創作之前，我著手於大規模的準備工作。我曾說，我以采訪為主幹，以檔案館與圖書館為兩翼。
檔案是寫作這樣的史實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是美國人，由他來寫納粹德國史，美國人為他的創作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噸從納粹手中繳來的機密檔案。可是，我卻與《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的處境大大不同。我是以一個中國人，去寫中國剛剛過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參考的檔案絕大部分被視為“禁區”，不可接觸。有關部門甚至明文規定，隻有人事幹部為了外調需要，開具黨組織的外調專用介紹信，方可允許查看有關外調對象的那一部分“文革”檔案。至於為了創作而去查看“文革”檔案，隻能吃“閉門羹”。
我不得不把許多時間花費在辦理各種手續上，花在向各級檔案部門的負責人的“遊說”上。差不多每去一處查看“文革”檔案，都要花費很多口舌。
畢竟我感動了“上帝”。我的一些朋友支持我，幫助我打開“禁區”之鎖。我終於得以步入一個個檔案室。不過遵照規定，隻能坐在那裏逐字抄錄，不許複印（雖然複印機就在旁邊），不許拍照（雖然我的包裏總帶著照相機）。我常常在上午八時檔案室一開門就進去，一直抄到下午五時關門，中午啃點幹糧，如此而已。我成了地道的“文檔公”。抄著，抄著，有時一些好心的管理員見我實在抄得太累，便“開恩”讓我拍照。於是，我拿出照相機——我連拍照所用的燈都在包裏事先放好，一頁頁地翻拍，進度快多了。但是，回到家中，我又得自己衝膠卷，我自己放大、洗印，花費很多時間——因為這樣的檔案是不宜於拿到照相館衝放，一切都得自己動手。幸虧當年我是學光譜分析專業的，暗房技術嫻熟，算是發揮我的專業的“一技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