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吃驚地發現，“文革”檔案處於相當混亂之中。比如，張春橋在安亭事件時給王洪文所簽的“五項條件”手稿，竟在一個與此毫不相幹的檔案室收藏著。又如，姚蓬子的檔案，我在上海市公安局檔案裏都找不到（在“文革”中已被作為“防擴散”材料燒毀），卻在一所大學的檔案室被我偶然翻到。
上海某造反派頭頭的工作筆記本，引起我的注意。因為此人的筆頭甚勤，看見街上貼了什麼大字標語，都要記下來；出席“市革命”會議，誰發言他都要記下來，所以他的十幾本工作筆記本，成了研究上海“文革”可供參考的資料之一。
安亭事件的檔案中，我偶然找到一張紙：那是王洪文帶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造反隊員在安亭鬧事，中共上海市委為了縮小事態，在當時派出許多卡車要接他們回上海，同時還帶去許多麵包。那張是分發麵包的簽收單，寫著某某廠某某人領多少麵包。簽收者絕大部分是當時各廠造反派負責人。依照這張名單，便可查找那些當年的安亭事件鬧事者。
張春橋之妹張佩瑛在一九五四年所寫的一份自傳，其中有不少內容可供寫作張春橋傳參考。那時，張春橋尚未“青雲直上”，內容大都真實可靠。同樣，王秀珍人事檔案中有一份王秀珍一九六四年所寫的自傳，亦甚有參考價值。
王洪文曾叫人捉刀，寫了一本三四萬字的“大事記”，詳述王洪文造反之初的曆史。這份“大事記”在王洪文被捕後，他的小兄弟曾打算塞進一段鐵管裏，兩頭焊死，埋於黃浦江江堤之中。我得知有這麼一份重要檔案，追蹤尋找，終於查到。這份“大事記”吹噓王洪文的“光榮史”，但所載事件的日期基本準確，而且內中提到的事件發生的地點、人名，都成了我做進一步采訪弄清真相的線索。
同樣，我查到姚文元親筆填寫的履曆表，也為我寫《姚文元傳》提供了很多方便。
有一回，我在某檔案室查到一箱重要檔案，花了一星期，天天前去摘抄，雖然抄得非常吃力，但收獲頗大，使我非常高興。
圖書館是我的另一“方麵軍”。張春橋、姚文元、姚蓬子是作家，我必須查閱他們的全部作品。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時，也寫了不少文章，大報、小報關於她的報道多達二百二十一篇，也必須逐一查閱，重要的要複印。
去圖書館查閱“文革”資料，手續也夠麻煩的。幸虧我已經有了與檔案部門打交道的經驗，何況圖書館終究是文化部門，比之組織部門更能與我接近，終於逐一打開大門，讓我查閱、複印。
當年的各種“文革”小報、傳單，雖然有的不甚準確，有的甚至摻假，但隻要加以鑒別，仍不失為重要參考資料。例如，那各種不同版本的《林彪選集》、《江青文選》、《中央首長講話集》，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武漢三司革聯司令部秘書組編”的《廬山會議文件集》，內中收入關於廬山會議的文件、講話，很有參考價值。那本在“文革”中用紅塑料封皮精裝的《兩報一刊社論選》，是研究“文革”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為我節省了查閱社論的時間。
說來也有趣，當年幾乎能一口背誦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我要用時卻查不到。為什麼呢？自從林彪“折戟沉沙”之後，按照當時的規定，必須從每一本《毛主席語錄》中撕掉再版前言》。我翻了一本又一本“紅寶書”，都不見《再版前言》。幸虧找到一本“漏網的”，上麵居然還保存著《再版前言》！
當年的《工人造反報》、《井岡山報》、《新北大》、《紅衛戰報》、《文藝戰報》等等，我都逐一查閱。我偶然發覺當年上海的《支部生活》雜誌，刊載了一係列“文革”期間的中央文件，當即複印。
從檔案館、圖書館查到的，局限於“死材料”——文字材料，我由此更進一步，大量采訪當事人，尋訪“活材料”。我重視“死材料”，但更重視“活材料”。我以為，那些“死材料”幾十年後以至幾百、幾千年後，後人仍可查到。他們甚至可以比我更方便地查閱這些“死材料”，誠如姚雪垠寫《李白成》可以查閱各種明史檔案，大可不必持黨組織介紹信！可是，後人無法得到“活材料”——當事人的口碑。挖掘“活材料”以至搶救“活材料”，是一項極為重要、刻不容緩的工作。“文革”剛剛過去十年，許多當事人尚在，必須趕緊做好采記工作。
“死材料”往往是平麵的，隻記載某年某月什麼事、什麼人講什麼話。“活材料”卻常常是立體的，可以采訪到各種細節，使作品變得非常豐滿。不過，人的記憶力畢竟有時不甚準確，“活材料”又必須用“死材料”加以核實、校正。
走訪眾多的“文革”受害者
進行“文革”史的采訪，要廣泛訪問在“文革”中蒙冤受屈者，但同時也要訪問那些“文革大員”。早在一九八六年十月九日《社會科學報》所刊登《葉永烈談要研究“文化大革命”》一文中，我便對該報記者說過：“現在，文革剛剛結束十年，可是文革材料分散各處，很多飽經風霜的老同誌要請他們留下口碑，那些文革‘風雲人物’，也應讓他們留下史料，這些都有待人們趕著去做。”
在采訪時，我一般盡量爭取被采訪者的同意，進行錄音。這些錄音磁帶，我作為史料永久保存，並擬在若幹年後捐贈給曆史學家或者我在一九八六年間建議成立的“文革”研究所（當時許多報刊刊登了我的關於成立“文革”研究所的建議）。因為錄音遠比筆記準確、詳細，而且所做速記往往隻有我自己看得懂，後人難以看懂。我訪問過陳新桂先生。他是一九五七年的“大右派”，在“文革”中遭受非人淩辱，那天采訪時錄了四盒磁帶。一九八八年冬，陳新桂先生病逝，他的子女得知我曾作錄音采訪，要我送他們磁帶。我複製了四盒磁帶，托人送往北京。他的子女收到後，極為高興，說這是他們的父親生前留下的惟一音響資料，而且所談的身世、受迫害情況，很少對子女說起。他的兒媳根據這四盒磁帶，準備為陳新桂寫傳。由此可見，錄音采訪是十分重要的。我現在保存的數百盒磁帶，將成為供後人研究“文革”史的寶貴參考資料。
這些年來，我走南闖北，走訪了眾多的“文革”受害者，記下中國曆史上那苦難的一頁。
北京大學校長陸平，是“文革”中頭一個被“炮轟”的目標。他是我的老校長。因此，我來到他家采訪，倍感親切。陸平夫人石堅向我詳細敘述了陸平身世（在我采訪後不久她便病逝了），陸平則著重敘述了他與聶元梓的矛盾的由來，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尤其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出籠經過以及一九七五年毛澤東“解放”他的經過，是研究“文革”中的重要第一手資料。
在北京陸定一家中，我與嚴慰冰胞妹嚴昭多次長談。“嚴慰冰案件”（簡稱“嚴案”）是“文革”大案之一。嚴昭痛訴林彪、葉群對嚴慰冰的令人發指的殘酷迫害。她還由“文革”回溯到延安時代，談到那時的嚴慰冰與葉群的衝突，談到那時陸定一與嚴慰冰的戀愛、結婚，談到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的戎馬生涯等等。
常溪萍是上海的“陸平”。聶元梓曾專程從京來滬“揪”常溪萍。我多次訪問了常溪萍夫人陳波浪。她在“文革”中被打斷多根肋骨，胸腔中裝上了不鏽鋼支架。她痛訴張春橋、聶元梓對常溪萍的迫害。我又一次次前往華東師大訪問有關人員，終於初步弄清常溪萍之死的情況。
賀綠汀是張春橋、姚文元的“死對頭”。在“文革”中，賀綠汀堅強不屈，人稱“硬骨頭”。我多次訪問賀綠汀，請他詳細地敘述他與姚文元關於德彪西的論戰，他在“文革”中與張、姚的鬥爭。
東海艦隊司令陶勇之死，是“文革”大案之一。為了探明陶勇之死，我一次次訪問東海艦隊司令部，走訪他的幾位老秘書、他的家屬以及有關當事人，甚至訪問了當年解剖陶勇屍體的醫生，終於寫出《陶勇之死》。
秦桂貞是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時借住的那家的女傭，深知江青底細，為此在“文革”中被江青騙往北京，投入秦城監獄。尋訪秦桂貞頗費周折，因為她早已退休，很難尋找。經過友人幫助，這才在一個鮮為人知的地方找到了她。然而，她卻又不願接受采訪，因為有關部門已對她作了一些規定，務必辦妥必要的手續，才予接待。於是，我隻得再奔走，辦妥手續，秦桂貞給予接待。她一打開話匣子，我才發現她是一位非常熱忱的老人。雖然文化粗淺，但記憶力甚好，敘事也有條有理。說到江青恩將仇報，她咬牙切齒，潸然淚下。她的四小時談話，為我寫江青傳提供了翔實而豐富的“活材料”。
在最高法庭審訊江青時，與秦桂貞同去北京、出庭作證的是鄭君裏的夫人黃晨。在三十年代，她叫江青“阿藍”，江青叫她“阿黃”。買了一塊料子，她倆往往同做一色上衣。可是，在“文革”中，江青對知情甚深的鄭君裏、黃晨進行殘酷迫害。黃晨的回憶，清楚地刻畫出當年江青的形象。
在寫姚文元傳時，為了弄清姚文元解放前入黨的經過，當年他的入黨介紹人、支部書記、支委給我諸多幫助。他們和我一起聚會，共同回憶。這樣相互啟發，你一言，我一語，使回憶變得更為準確、豐富。老作家樓適夷則向我長談了他所知道的姚蓬子，王若望也跟我談了他所知道的姚氏父子。關於姚蓬子在南京獄中的情況，我訪問了當年國民黨中將湯靜逸先生。很可惜的是，我曾向丁玲談了我寫的姚蓬子，當時她太忙，說過些日子約我細談，不料她竟與世長辭……
當年在“反右派”時挨過張、姚之棍的老作家施蟄存，熟知張、姚的底細。十八歲的張春橋剛從山東來到上海灘，便在施蟄存的手下幹活。張春橋不懂裝懂，亂標古書，正是被施蟄存發覺，停了他的工作。當時的《小晨報》，曾詳細對十八歲張春橋的劣行作了報道。施蟄存也與姚蓬子相熟。丁玲第一次結識姚蓬子，便是在施蟄存的婚禮上……
我還尋訪了兩位曾被張春橋投入上海西郊秘密監獄的受盡折磨的老人。
一位是葛正慧先生。他在研究筆名學時，查出狄克是張春橋的筆名。當時，張春橋成為“中央文革”副組長，倒行逆施，成了上海的“太上皇”。在“炮打張春橋”的怒火爆發之際，葛正慧加入討張行列，道出了“狄克攻擊魯迅、狄克便是張春橋”的秘密，為“炮打張春橋”提供了一發重磅炮彈。張春橋把他投入獄中，盛暑不給蚊帳，使他飽受“蚊虐”之苦……我走訪這位閉戶獨居的老人，幸虧他的工作單位的黨總支書記告訴我，一般地去訪問必然會吃“閉門羹”。我給他去信，誠懇地說明來意。多日不見回函。忽地一天，他寄來一大包剪報給我，都是“文革”材料——原來，他這些天找材料給我呢！不過，他的獨居的房子，仍舊不許任何人進去。他改為到我家作客，一次次地來，講述了許多重要情況，並為我提供很多采訪線索。
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四日，葛正慧病逝於上海寓中，終年七十三歲。
另一位是方兆麟醫生。他是上海高幹醫療小組的成員。在為張春橋之妹做手術時，發生醫療事故，被打成“反革命”，關於獄中。我多次訪問他，不僅弄清了張春橋妹妹死亡經過，查明這一大案的來龍去脈，而且從方兆麟醫生的檔案中查到柯慶施之死的詳細經過。我又從“文革”小報上查出當年某醫學院紅衛兵所寫的關於柯慶施之死的誣陷朱德、賀龍的文章，再與醫生等當事人的口述相對照，這樣從“文革”小報、人事檔案、當事人口述三方麵查核，終於寫出了《柯慶施之死》，被海內外眾多報刊所轉載。此文寫畢後，在發表前曾送一位在柯慶施身邊工作的老同誌審閱，柯慶施去世時他亦在現場，他認為文章史料準確，隻改動了兩三個字，同意公開發表。
這些年，我奔走於“文革”受害者的家庭，訪問了眾多的“重災戶”。他們對“文革”的控訴，激勵著我前進——盡管這是一項工程浩大、頭緒繁多的工作，我仍堅持去做。他們賦予我的一種曆史使命感。這樣，我的調查，我的研究，我的寫作，不再是我個人的事情，而是對曆史負責，對黨和人民負責。我深感遺憾的是，電影《東進序曲》中我挺進縱隊政治部主任黃秉光的原型、上海市委前統戰部部長陳同生之死，是上海“文革”大案之一。我曾訪問過陳同生夫人，隻粗粗談一下。原擬過些日子再訪，她卻突然病逝，我遲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