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訪“文革”大員
對於“文革大員”們，我以為他們既是曆史的罪人，又是曆史的當事人、知情人，必須加以采訪。采訪他們同樣也是對曆史負責。誠如醫生必須接觸傳染病人一樣，研究“文革”，應該接觸當年的“文革大員”。
當然，“文革大員”們也不能一概而論。有的經過反思，也加入了否定“文革”的行列；也有的仍持對抗態度；還有的談別人的事清清楚楚，涉及自己則躲躲閃閃。
采訪“文革大員”，其難度比采訪“文革”受害者要大得多。采訪受害者，一般都會予以熱情接待，一吐為快。但是，“文革大員”們的心態蕪雜，往往避而不見，或者避而不答。因為采訪者不是審訊者，麵對審訊者他們隻得作交代，而麵對采訪者，他們可答也可不答甚至拒之門外。其中一些重要的“文革大員”，在公安部門嚴格控製之下，前去采訪要辦理相當複雜的審批手續。有些人的住處、電話號碼，都嚴格保密。
我采訪了許多“文革”中的“風雲人物”，他們一般實行“三不”，即不準錄音，不準拍照，不準對外透露他們的近況。我經過力爭，往往隻能爭得同意錄音。鑒於其中不少要我替他們“保密”，所以在這裏我不能很具體地記述采訪他們的經過。
我發覺，他們非常關注關於“文革”的種種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在獄中，他們甚至像念學習文件似的念一遍，然後集體討論。對於有些嚴重失實之處，往往寫入“思想彙報”，送到監獄長那裏。也正因為他們讀過許多“文革”作品，因此對一些寫過這類作品的作家、記者名字都很熟悉，哪個胡編亂造，哪個擅長“虛構”，哪個史實準確，他們心中有個譜。在接受采訪是他們往往一看介紹信的名字，便說“喔，知道”。至於他們願意說多少，說到什麼程度，那就由他們依照對作者的印象看著辦了。
我在采訪他們之前，總要調閱有關檔案材料，或者把他們在“文革”中的有關種種講話看一遍，或者查閱對他們的判決書，然後擬好一份詳細的采訪提綱，做到胸中有數。比如，我在訪問一位“文革”要人時，起初他隻敷衍幾句了事。交談幾分鍾之後，他發現我對他十分了解，也就跟我越談越多。以至談了許多內幕情況。
一般來說，他們不會主動向你談什麼，需要采訪者根據事先擬好的提綱，準確地發問。問題要問在點子上。通過一係列尖銳的提問，讓他們逐一答複，說出關鍵性的內容。
關於這類采訪，我隻能舉一些已經透露過的人物。比如，我寫了《王洪文傳》，必須采訪他的“貼身秘書”廖祖康。廖祖康在王洪文身邊工作了十年，從一起“造反”直到一起“倒台”，十年朝夕相處。我從公安部門得知他的下落。我來到一個十分僻遠的所在，公安人員把他找來。最初，他覺得沒什麼可談的。慢慢地，我們的談話開始進入正題。我事先采訪過熟悉他的人，對他的情況較為了解，而他也讀過我寫的許多作品，漸漸打開話匣子。他也說及自己的心境——他是在“四人幫”被捕的前一日舉行婚禮的，新婚後便入獄，妻子等他那麼多年，好不容易才與妻子團聚，有了一個一歲多的女兒，他希望平靜地度過後半輩子，不願再談那怵目驚心的十年“文革”。他知道我在嚴肅地研究這段曆史，畢竟還是打消顧慮，跟我整整談了一整天。盡管談到某些敏感問題時他仍顯得拘謹，但畢竟還是談了許多重要的親曆的史實。如他所說，這麼多年以來，我成為采訪他的第一個人。
當年上海灘上的“風雲人物”耿金章，如今改了名字，在一個鮮為人知的地方住著。王洪文是上海“工總司”的“司令”，他是“二兵團”的“司令”，兩人之間有過激烈的爭鬥。欲知王洪文的“造反”史，不可不訪耿金章。我事先查閱了耿金章的人事檔案，對他的身世有了清楚的了解，因此采訪很順利，他談了“一月革命”的許多內幕情況，勾畫出張春橋、王洪文的陰險嘴臉，使我寫《王洪文傳》時掌握了第一手的翔實史料。
我得助於一位在某中央機關工作的友人的陪同，訪問了當年“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曾有過許多記者找過關鋒，憑記者證、介紹信，關鋒都未予接待。我的友人是關鋒多年的朋友，關鋒才因他的介紹，願與我談“文革”問題。如關鋒所說，這是他頭一回與人談“文革”。起初他不同意錄音，經再三爭取，他同意了。
我多次訪問了關鋒。我發覺，有些頗能反映他的心：比如，我送《張春橋浮沉史》一書給他，照我的習慣，在扉頁上蓋了個“葉永烈贈閱”章。平常我送書給別的同誌，也都是蓋個贈閱章。關鋒卻不悅，問我為什麼不題“關鋒同誌”幾個字？我當著他的麵，寫了“關鋒同誌指正”，他笑著收下了。再有，我叩門時，是他女兒開門，我問“關鋒同誌在家嗎”，進屋後，關鋒忽然問，剛才葉永烈是喊我“關鋒同誌”嗎？女兒立即作證，關鋒這才高興起來……諸如這樣的小事，別人毫不在乎，他卻很留意。他有公民權。理所當然可以稱為“同誌”。不過，經過那麼一番政治上的大變動，經過長期在秦城監獄的關押，他對“同誌”兩字的敏感度是常人難以理解的……
我與林傑有著同鄉之誼。我去訪問林傑，他問起我的嶽父——與他同村，所以很快就熟悉了。他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紅旗》那篇“揪軍內一小撮”社論的起草者，與王力、關鋒同時倒台，當時稱“打倒王、關、林”。我在紅衛兵小報上查到整篇的“打倒林傑”的文章。一九六八年初，當戚本禹被“端”出來之後，那“王、關、林”才改“王、關、戚、林”，後來演變為“王、關、戚”，因為林傑畢竟隻是《紅旗》編委，還不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林傑也被關入秦城監獄。林傑所談“揪軍內一小撮”社論的寫作過程，糾正了一些訛論傳——過去總是說“關鋒起草，王力審稿，陳伯達簽發”；實際上是林傑起草，關鋒審稿，王力替陳伯達讀了一遍，由陳伯達簽發。
在王、關、戚、林之中，王力在中央工作時間最長，知道的情況也最多。在我訪王力之前，他隻接待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負責人的訪問——那是經過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書記王鶴壽同意、介紹的。此外，他對任何記者、作家，概不接待。我去他家之前，某人給他掛了電話。初訪王力，他正在重病之中，雖然給予接待，但隻談了兩個小時。所幸我采訪的提綱比較詳細，而他的記憶力很好，回答也很有條理，所以訪問在高效率中進行。憑這兩小時談話的錄音，我寫出了萬把字的《王力病中答客問》一文。一個半月之後，我再度采訪他。我下榻於他的附近，得以長時間采訪談了三天，並帶回他的大批文稿。當時，他的癌症在手術後已擴散，與我談話時不斷打著呃，消瘦、清臒，自知不久於人世。我對他所進行的錄音采訪，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搶救史料的工作。
我對那些比王力更“大”、正處風燭殘年中的“文革大員”也進行了詳細采訪，所花時間更多。如我多次訪問了當年的“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寫出了四十萬字的《陳伯達其人》一書。有些采訪的情景，隻能等我的第二期“工程”完成時，才能對外公開披露。
“小人物”代表著民心
除了采訪那些“文革名人”外，我也對一些“小人物”進行采訪。在那風雨交加的歲月，善良、淳樸的“小人物”的種種壯舉，清楚地反映了民心的向背。“民心不可侮”。即便在強權酷政的“文革”十年，高壓政治並未使正直的人靈魂扭曲。
在傅雷的妻兄朱人秀家中采訪，我偶然得知，在傅雷夫婦憤然棄世之後，一位年輕的姑娘自稱是他們的“幹女兒”，冒著莫大的風險，保存了傅雷夫婦的骨灰。我去北京時，從傅敏那裏終於得到這位姑娘的地址。我來上海一條窄小的弄堂，找到了她，這時她已快四十歲了。她叫江小燕，體弱多病，原本是裏弄工廠的女工，與傅雷素不相知，卻是傅雷譯著的忠實讀者、傅聰琴聲的熱心聽眾。得知傅雷夫婦死於非命，她出於同情之心，挺身而出。她不僅保存了傅雷夫婦的骨灰，而且給周恩來總理去信，說傅雷是愛國的……她的信，沒有寄出上海，落進張春橋爪牙手中，作為“大案”來偵破，終於查到她的頭上。她差一點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隻是她確實與傅家毫無瓜葛，這才從大帽子底下開脫。可是，這件事畢竟使她變得異常孤獨，沒有什麼人敢與她戀愛，迄今仍是“老姑娘”。傅聰從英國回滬時，曾表示要重重謝她。她卻不願見傅聰一麵，說：“何必道謝，何足道謝。”我深為江小燕高尚靈魂感動不已。她是個“小人物”，比那些“文革大員”們的人格不知高多少倍。
我從公安部的檔案中查到，當年幫助馬思聰在“文革”中出走的是一個“小人物”——馬家的廚師賈俊山。賈俊山後來因此被捕，投入獄中。心煩意亂的他，血壓驟長，終因高血壓而病癱，保外就醫，最後在貧病交加中死去……我為了尋訪他的家屬，甚費周折。在北京，我打了十幾次電話，才算得知他的家屬現在的住址，可是電話中那人又說錯了門牌號。我趕往他家，在派出所的幫助下，才找到他的妻子和兩個兒子，得知他的詳細情況：他是在“文革”前不久，才受雇於馬家。他的工資是由馬思聰付給的。當馬思聰被打入“牛棚”時，工資被扣，無法再給他發工資。這時的他，照理應另找主顧，而他卻出於對馬思聰這位大音樂家悲慘命運的同情，一次次前往“牛棚”看望馬思聰，給馬思聰送東西，勸說馬思聰打消自殺念頭，直到幫助馬思聰逃離北京。當時，馬思聰手中無錢，賈俊山賣掉自己的自行車，把錢給了馬思聰，而他卻因此受牽連，鋣鐺入獄……在那災星高照的歲月，一個普通的工人不顧自己安危援救一位中國的大知識分子，確實難能可貴，畢竟民心是難以用高壓政治所壓服的。
我在采寫《陶勇之死》的時候，從陶勇秘書那裏得知：一位不相識的火葬場爐前工，冒著生命危險，保存了陶勇將軍的骨灰！我當即趕往上海龍華火葬場，從那得知那位工人叫蔡其家。我來到蔡師傅家，他正坐在輪椅上。一次交通事故，差一點使他喪命，落了個半身殘廢。他慢慢回憶往事，告訴我保存陶勇骨灰的經過：那是一九六七年夏日，由幾個掛著造反派袖章的公安人員監押著，從一輛車上抬下一具光身屍體，囑咐說燒後不留骨灰。蔡其家一聽，便知道那是“牛鬼蛇神”的屍體。可是，他一看焚屍牌上的名字，吃了一驚，“陶勇”，不就是東海艦隊司令嗎？陶勇是身經百戰的將軍，怎麼可能成了“反革命”？出於對革命前輩的崇敬之情，他在中午休息時趁別人不注意，把陶勇的骨類盛在畚箕裏，埋於假山中。他為了便於日後分辨，把寫有陶勇名字的搪瓷牌與骨灰埋在一起……雨過天晴，陶勇冤案終於得以平反。蔡其家得知要為陶勇開追悼會，這才說出了陶勇骨灰的埋藏處。蔡其家原本是農民，一九五四年龍華火葬場擴建時，征用了他耕種的土地，於是他成了火葬場的焚屍爐的爐工。他是一個非常平凡的“小人物”，但他有一顆善良的心。
傅雷與江小燕，馬思聰與賈俊山，陶勇與蔡其家，誠如參天大樹與小草。人物固然有大小之分，職務有高低之別，而人的品格卻與這一切無關。大樹與小草，那清新的綠，同樣令人油然生愛。
都說“文革”是“人鬥人”，都說“文革”使人心變冷，使人變成了“刺蝟”——那刺，要麼用來提防別人，要麼用來攻擊別人。可是，在江小燕、賈俊山、蔡其家這些可敬的“小人物”身上，卻使人看到在“文革”冰水之中，人民的心腸是火熱的！這些“小人物”，正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盡管“文革”中，今朝鬥這個，明日揪那個，“城頭變幻大王旗”，但“小人物”們蔑視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大人物”，敢於抗爭，敢於橫眉冷對，譜就了一曲新的《正氣歌》。
葉永烈
一九九一、十、一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