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後說：“皇上去世，長子繼位才合情理，現在該怎麼辦？”意思很明顯，想立長子趙元佑。呂端立即反駁道：“先帝既立太子，就是不想讓元佑繼承王位，現在先帝剛剛駕崩，我們怎麼就可以立即更改聖命呢？”皇後聽了無話可說，心裏隻有認了。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呂端仍不放心，他要眼見為實，太子即位時，呂端在殿下站著不拜，請求把簾子掛起來，自己上殿看清楚，認出是原先的太子，然後才走下台階，率領大臣們高呼萬歲。
呂端事先能明察陰謀，有所防範；事中能果斷決策，出奇策擊破奸主；事後又能眼見為實，不被現象迷惑，不僅明智，實在是功夫老到。在皇位繼承的關鍵問題上，呂端的“小事糊塗，大事精明”體現得淋漓盡致。
我們說“小糊塗，大精明”無疑是成大事的一大智慧；假若相反的話，“小事精明，大事糊塗”，那就壞了，事情非搞砸不可。
石達開是太平天國首批“封王”中最年輕的軍事將領，太平天國建都南京後，他同楊秀清、韋昌輝等同為洪秀全的重要輔臣。在天京事變中，他又支持洪秀全平定叛亂，成為洪秀全的首輔大臣。之後，洪秀全隱居深宮，將朝政全權委托給無能的洪氏兄弟，以牽製石達開，矛盾日益激化。
從當時的情形看，解決矛盾的最好辦法是誅洪自代，形勢的發展需要石達開那樣的新的領袖。但石達開盡管在戰場上戰無不勝，在為人處世的修煉上卻連個小學生都不如，他患得患失，斤斤計較，滿口仁慈、信義，害怕落個“弑君”的罵名，這就決定了他不可能成就大的事業。
公元1857年6月2日，他選擇率部出走，認為這樣既可繼續打著太平天國的旗號進行從事推翻清朝的活動，又可以避開和洪秀全的矛盾。
石達開率大軍到安慶後，如果按照他原來“分而不裂”的初衷，本可以安慶作為根據地，向周圍擴充，在鄂、皖、贛打出一個天地來。安慶離南京不遠，還可以互為聲援，減輕清軍對天京的壓力，又不失去石達開原在天京軍民心目中的地位。這是石達開完全可以做的到的。但是，石達開卻沒有這樣去做，而是決心和洪秀全分道揚鐮，徹底決裂，舍近而求遠，去四川自立門戶。
石達開大事犯糊塗致使決策錯誤，所以他雖然擁有20萬大軍，英勇轉戰江西、浙江、福建等12個省，震撼半個南中國，曆時7年，表現了高度的堅韌性，但最後還是免不了一敗塗地。
公元1863年6月11日，石達開部被清軍圍困在利濟堡，謀士曹臥慮獻策決一死戰，而軍輔曾仕和則獻詐降計，石達開接受了詐降。他想用自己一人之生命換取全軍的安全，這又是他的決策失誤，再次在大事上犯糊塗。當軍中部屬知道主帥“決降，多自潰敗”，已潰不成軍了。此時，清軍又采取措施，把石達開及其部屬押送過河，把他和兩千多解甲的將士分開。這一個舉動，頓使石達開猛醒過來，他意識到詐降計拙，暗自悔恨。
石達開被押過河後，“舍命全己軍”的幻想已經徹底破滅。此後的表現倒也十分堅強，起先，清將駱秉章對他實行勸降，石達開嚴詞以對，說：“吾來乞死，兼為士卒請命。”然而，已於事無補了。
回顧石達開的失敗，主要是人事決策的錯誤，大事犯了糊塗。其根源是他對分裂後的前途缺乏信心。因為太平天國能打仗的名將幾乎都不響應石達開的出走。他邀英王、忠王一起行動都被拒絕；賴漢英、黃文全、林啟容等戰將也不願跟著石達開出走。此外，石達開出走的目的不明確，政治上、軍事上都沒有魄力提出新的構想和謀略，隻是消極地常年流動作戰。他想用不分幟來表示他對天國的忠心，但他出走的實際行動卻是十足的分裂。這種不分幟、不降清、不倒戈的“忠義”形象和他出走天京的實際行動大相徑庭，這種拖泥帶水、患得患失的行動，決定了石達開走後不可能成就什麼大事業。
點評：
所謂“水至清則無魚”並不是認為可以隨波逐流，不講原則，而是說，對於那些無關大局、枝枝蔓蔓的小事，不應當過於認真，而對那些事關重大、原則性的是非問題，切不可也隨便套用這一原則。漢代政治家賈誼說：“大人物都不拘細節，從而才能成就大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