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博學多識，才高八鬥，青少年時代就積累了廣博的學識。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的五年時間裏，除刻苦鑽研醫學本科知識外，還廣泛研讀了西方國家的政治學、軍事學、曆史學、物理學、農學等，尤其愛讀《法國革命史》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同時，在課餘時間，他還十分重視進修中文。盡管如此，中山先生在這篇演講中都沒有用“之乎者也”來賣弄自己，而是以最樸實，最通俗易懂的語言和比喻類比這樣的修辭方法，來形象化的說明，革命要成功，首先就要喚起民眾的覺悟，獲得民眾的支持，讓民眾做革命的主力軍。革命理論的傳播就成為必要的前提，革命理論要為人民理解和掌握，才能發揮它的無窮威力。孫中山的演講以聽眾為中心，要以聽眾接受為目的，他深入淺出的演說正符合了大多數人的知識水平和理解能力，他的理論才能深入人心。
以簡潔準確而又通俗易懂的語言痛陳時弊深刻揭示社會現實，在這方麵，我國現代文學的旗手魯迅先生堪稱楷模。
魯迅的演講，其友人許壽裳評價說：“深入淺出，要言不煩，恰到好處。”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中描述說：“以樸素的、質直的、不加文飾的講話，款款而又低沉的聲音，投向群眾。”“雄辯地駁斥了異端邪說，擯棄了彌漫世間的烏煙瘴氣，給聽眾如飯醇醪，如服清涼散。”在魯迅的一生中，曾多年執教，多次演講，直接諄諄教導青年，魯迅的每一篇演講，都是一篇精彩的戰鬥檄文。
魯迅的演講矛頭直指吃人的封建禮教和黑暗的社會現實，思想深刻，諷刺辛辣，深受廣大青年學生的歡迎和喜愛。他雖然身體矮小臉色冷白卻目光有神、思維如電，話語中透出不可辯駁的力量，似乎他就是“真的聲音”的化身。1927年2月魯迅應香港青年會的邀請，赴港作了《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兩篇演講。
在《老調子已經唱完》中，魯迅鄭重地指出，許多國家都出現了新的聲音，隻因中國的老調子還沒有唱完。這是因為“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們，都絕不肯以民眾為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反四複地唱不完，於是，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而國家卻已被唱完了。”封建統治者掌握了文化，就是要鞏固他們自己貪婪的權力，至於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卻不在他們考慮的範圍之內。
魯迅又指出，外國帝國主義者的尊重文化，不過是一種利用的手段，好來造成更多馴服的奴才。中國的文化確實是用來侍奉主子的，外國人愈是讚美這種文化，中國將來的苦痛會愈深，所以應該棄這唱了多年的“老調子”。“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隻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所以“貪安穩就沒有自由，要自由總要曆險，隻有這兩條路。”這樣的結論是對徹底的消除封建主義殘餘的最好回答。
演講要生動形象
寫好演講稿，光有語言的通俗、明白還不夠，講出的話為聽眾所理解，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與成功的演講還相距甚遠。好的演講還要能吸引人，讓聽眾愛聽，這就要求語言的生動形象，要求語言表達“言之有物”，使人獲得真切實在的感受。如果演講中使用過多空泛的概念，過多虛幻的描繪，聽眾往往不得要領，難於理解和消化。要用形象化的語言把抽象化為具體，把深奧講得淺顯，使枯燥變成有趣。
運用形象化的語言可以從多方入手，或選用形象化的詞語，或用形象化的修辭方法。形象化的詞語就是形象色彩比較濃厚的詞語。我們謹以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的開頭部分為例：
“3月14日下午兩點三刻，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讓他一個人留在房裏總共不過才兩分鍾，等我們再進去的時候，便發現他在安樂椅上安靜地睡著了——但已經是永遠地睡著了。”
這段質樸無華的語言給人的印象是極為深刻的，全世界愛戴馬克思、尊敬馬克思、信仰他創立的科學共產主義的人們，都在恩格斯形象的描述中重溫了偉大導師去世時的情形，人們屏住呼吸，默默地送別他的靈魂，在綿綿哀思中整理著對這位偉人的片段回憶。形象生動的語言能夠有效地渲染出事件發生時的氣氛，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
聯係到前文，有的讀者可能會產生這樣的疑問：你不是說語言要樸素就得少用形容詞嗎，怎麼這裏又主張選用形象化的詞語呢？其實，這二者並不矛盾而是辯證的統一。樸素未必失去形象，形象也未必就一定不樸素，語言的選用要依據演講者所要講述對象的特點，要具體描述的就不該吝筆墨，隻須簡要說明的就不必冗言贅語，最根本的是要服務於演講的主題，既能準確地表情達意，又讓聽眾覺得生動感人。形象化的語言絕不是堆砌形容詞，這樣隻會適得其反，影響表達的效果。
要使語言形象化，各種修辭手法的合理運用也十分有效。比擬、比喻、誇張等都可以增強語言的形象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