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演講者向聽眾講大家不熟悉或不很熟悉的話題時，就可以引用一個生動而容易理解的比擬，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把那種隻知背誦馬恩列斯著作中若幹詞句、徒有虛名的人比擬為：“牆頭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一副對聯兩個比擬，把教條主義者模擬得活靈活現。
我們再來看一個有關鄧小平同誌的例子：1957年4月8日，鄧小平在西安幹部會上作了題為《今後的主要任務是建設》的報告演講，他將西安的城建問題比擬為“骨頭”和“肉”的關係。他認為西安市的城市規劃擺得滿滿的，實際上裏邊空的地方很多，注意了“骨頭”，對“肉”重視不夠，應該辦的商店、理發店等服務性行業，沒有注意辦。他表示，我們國家那麼大，搞點富麗堂皇的東西，以表示新氣象，是應該的，但同時，應多搞些商店、戲院、電影院、學校等，“肉”的問題就解決了。鄧小平在這裏的生動而又有說服力的比擬，道出了經濟工作中的辯證關係。“骨頭”指工業、交通、高樓等大的建設項目，“肉”是指配合生產和生活需要的多種設施建設，如科研、文教、衛生、商業服務網點、職工住宅和城市公用事業等。
生動活潑的比擬是演講者貫常使用的修辭方法。
1924年1月17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校友會上，魯迅作了一篇著名的演講——《未有天才之前》，在這篇演講中，他針對當時文藝界“要求天才產生”的“盛大呼聲”，通俗生動、深入淺出地闡述了天才與民眾的關係，批駁了當時社會上的一些錯誤論調。
“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郊裏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孕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侖過阿爾卑斯山時說：‘我比阿爾卑斯山還高！’這何等英偉，然而不要忘記他後麵跟著許多兵；倘若沒有兵，那隻有被山那麵的敵人捉住或者趕回，他的舉動、言語，都超出了英雄的界限，要歸入瘋子一類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譬如想有花木，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如拿破侖非有好兵不可一樣。”
“天才得以生長於民眾”是魯迅的主要論斷。
這是一個充滿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立場。在這裏使用的兩個精短、易懂、恰切的比擬有效地闡明了這一立場，揭示出天才與民眾的關係。
比喻也是常用到的修辭方法。比喻有兩個成分，一個是被描繪、被比喻的事物，叫“本體”，一個是用來打比方的事物或現象，叫“喻體”。“本體”、“喻體”是不同的東西，有本質差別，但兩者之間又有一定相似之處。本體大多比較抽象深奧，或是生疏而不易理解，喻體則具體、淺顯，為人們所熟悉。
周總理的領導藝術、大將風範曆來為人們所稱道。他在不同場合下所作的演講中善譬巧喻，富理深刻，具有很強的教育啟發性。比如在談到對敵的戰鬥檄文中要抓住要害，而不要四麵出擊時，他以這樣的比喻來啟發聽眾：“一個獵手的好壞不在於他一下子打出多少發子彈，而在於他是否能一槍命中靶心。”而在長征勝利後緬懷死難的烈士，鼓舞士氣時又用了這樣的比喻：“我們紅軍像經過一場暴風雨的大樹一樣，雖然失去了一些樹葉，但保存了樹身和樹根。”失葉存根形象貼切地反映了革命所付出的代價，表示了對烈士們懷念的心情，又體現了長征取得勝利後的喜悅樂觀的情緒。
郭沫若演說也喜歡用比喻。1937年他從日本隻身潛回祖國參加抗日，上海地下黨組織各界人士集會，歡迎他與獲釋的“七君子”返滬。會上，有人喜歡鼓吹“一黨專政”和抗日必須依於“政府”之下。郭沫若作了一個精彩的發言，說：“政府好像是個火車司機，人民好比火車上的乘客，司機、乘客是向著同一目的地的，乘客應該一致服從司機開車，才能達到共同的目的地。但是如若說我們開車的司機，是個喝了酒的醉漢，或者他已經睡著了，這個時候全車乘客都將有生命之危，怎能安全到達目的地？這樣我們就不能再服從他了。我們不但不服從他，而且應該叫醒他了！”會場上掌聲雷動，他接著說：“即使他沒喝醉，沒有咋著，則這個司機不是個好司機，那他也是不會注意安全行車的。像前麵軌道上，堆放著許多石塊、障礙物，他還是硬向前開，全車乘客的生命安全危在旦夕，這時我們全體客人，為著自己的生命，為著勝利到達目的地，也就不能盲目地服從他，大家應該命令他停車，應該趕快下車，一齊動手把石塊、障礙物搬掉。”郭沫若的這個比喻，取自日常生活，明白易懂，又說理透徹、無可辯駁。他有力地回擊了“一黨專政”的鼓吹者，大快人心，贏得全場長久不息的掌聲和歡呼聲。
在演講中，引用一些成語、名言、典故、詩詞、神話等，也可以加強演講的生動性，形象感。一個好的演講者，不僅要有雄辯的邏輯思維，還應有完美的形象思維；當二者結合在一起時，即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才能行駛、才能騰飛。通過形象的引用，比講抽象的道理收效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