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它記載了中華民族從炎黃時期到漢武帝時期共約3000年間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麵的重要史實，是我國曆史學和文學史上的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著作。《史記》全書包括“本紀”（除《秦本紀》外，均記載曆代最高統治者的生平及政跡，計12篇）、“世家”（記載諸侯王、貴族的生平及政跡，計30篇）、“列傳”（記載來自各個階層的各方麵重要人物的生平及事跡，計70篇）和“書”（記載有關當時的經濟、曆法、天文、禮樂等方麵的情況，計8篇）、“表”（記載各個時期重要事件的簡單年表，計10篇），共計130篇，52萬餘字。由於《史記》的寫作態度嚴謹細致，史料極為可靠，後世均把它作為認定史實的重要依據，對挖掘和確定中華民族早期的發展史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史記》文句優美傳神，善於記事寫人，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在文體上也樹立了史傳文學的典範。魯迅先生曾讚譽《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字子長，西漢時期左馮翊（yì）夏陽（今陝西省韓城市西南）人。他於公元前145年出生在一個官宦世家。應該說，司馬遷的成就與他先輩的身份和業績是分不開的。他的祖先曾任周宣王的司馬，專門負責修史，後來便以司馬作為姓氏。他的父親名叫司馬談，在漢武帝時期擔任太史令，即專門負責整理前朝史料和搜集記錄本朝史實的官員。司馬談對司馬遷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繼續先輩的事業，從事立誌修史工作。司馬遷聽從了父親的教誨，何況自己對傳說、史實、典籍等也極為癡迷。從20歲起，尤其是走入仕途之後，司馬遷廣泛地遊曆全國各地，了解民生疾苦，感受風土人情，搜集曆史傳說和典故。38歲那年，司馬遷被漢武帝任命為太史令，繼承了父親的事業，在依憑國家保存的各種典藏圖書、珍貴史料的前提下，於公元前104年，開始著手《史記》的寫作。
公元前99年，漢朝將軍李廣出征匈奴，其孫李陵率軍隨從，並帶領五千兵卒深入敵後，不料陷入重圍，最終向匈奴投降。漢武帝和滿朝文武大臣都在唾罵李陵。司馬遷與李陵曾有交往，認為此事的責任不全在李陵身上，便在漢武帝麵前替李陵申辯了幾句。漢武帝非但不聽，反而遷怒於司馬遷。他命人把司馬遷關進監獄，還處以極端殘忍的宮刑（即毀壞男人的生殖器）。遭此厄運的司馬遷本想一死了之，但念及《史書》一書尚未完稿，便堅忍地活了下來，費盡千辛萬苦，共曆時14年，終於完成了全書的寫作。成稿不久，司馬遷即撒手人寰。此書原名為《太史公書》，而後人都稱它為《史記》。
如上所述，《史記》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珍品，所占據的崇高地位和產生的深遠影響無可比擬。它對古代聖賢人物的頌揚，集中展現了公而忘私、懲惡揚善的傳統精神；對封建統治者的貶斥和對社會醜惡現象的揭露，主要顯示了嫉惡如仇、愛憎分明的道德品質；對愛國誌士保衛國家的英雄業績的讚美，著重弘揚了可貴的愛國主義精神；對受壓迫民眾反抗暴政鬥爭的肯定，客觀表達了司馬遷正確的曆史觀。正是因為《史記》有著如此豐厚的文化價值和思想精華，值得後人閱讀研究，也值得廣大青少年了解和體會，以起到擴大視野、增長知識、啟迪心智、陶冶情操的作用。
為了能使廣大青少年更好地閱讀和理解此書，我們在尊重《史記》全書的思想脈絡、敘述風格、編排體例的前提下，選取了一批其中為人熟知、頗具影響、故事性強的重要作品，譯成現代文，並進行了必要的增刪，以滿足青少年閱讀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