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廟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爭功(1 / 3)

愛,是一種促進人類進步的原動力;恨,同樣也是一種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源泉。

恨,是人性惡的一種強烈表現形式,正如愛,是人性中最善良、最美好的感情一樣。恨所體現出來的種種乖戾悖謬,陰刻卑劣,殘忍險毒,暴虐嚴酷,一直到殺人越貨,傷天害理,瘋狂報複,人性喪失,是由於人類先天的從物質到精神的占有欲望,和幾乎屬於本能的排斥異已的壟斷心理,與後天的社會不公正、人類不平等以及正義、邪惡、良知、罪行等等外部環境所產生的嚴重衝突,使心理失去平衡的狀態下逐步形成的。

權術,也是人性惡的一種展現方式,而對於權力層麵的人物來講,權術,是一種必要的生存手段。

《三國演義》一書,就是一本講權術的書。從劉、關、張桃園結義開始,以崇高的感情外衣掩蓋下的本非良善的結契,到最後鄧艾、鍾會的二士爭功,死於非命為止,貫徹始終的無不是人性惡的表演。惡,推動著“合久必分”,同樣是惡,又促進了“分久必合”。

由於惡,在這同一戰場上,魏延、楊儀在前,鄧艾、鍾會在後,演出了情節故事、矛盾衝突大同小異的火並的悲劇。毫無疑問,是導演這出戲的諸葛亮和司馬昭,把握住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性惡的本質,驅使他們產生出不共戴天的互相廝殺的仇恨。但也應該看到,同樣由於惡,在毫不容情地加速著魏亡、蜀滅、吳降的進度,使時代跨入一個新紀元。從這個意義上說,惡,也是一種曆史的必然。這一切,都不以人們的善良意誌為轉移。於是,善善惡惡,愛愛仇仇,就是人類感情活動的全部內容。

卻說後主在成都,聞鄧艾取了綿竹,諸葛瞻父子已亡,大驚,急召文武商議。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攜幼,哭聲大震,各逃生命。”後主驚惶無措。忽哨馬報到,說魏兵將近城下。多官議曰:“兵微將寡,難以迎敵,不如早棄成都,奔南中七郡。其地險峻,可以自守,就借蠻兵,再來克複未遲。”光祿大夫譙周曰:“不可。南蠻久反之人,平昔無惠,今若投之,必遭大禍。”多官又奏曰:“蜀、吳既同盟,今事急矣,可以投之。”周又諫曰:“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臣料魏能吞吳,吳不能吞魏。若稱臣於吳,是一辱也;若吳被魏所吞,陛下再稱臣於魏,是兩番之辱矣。不如不投吳而降魏,魏必裂土以封陛下,則上能自守宗廟,下可以保安黎民,願陛下思之。”後主未決,退入宮中。

從劉備引大軍出川為關羽複仇那天起,他兒子就會有這一天的。任何敗亡,都不是突如其來的。

次日,眾議紛然。譙周見事急,複上疏諍之。後主從譙周之言,正欲出降,忽屏風後轉出一人,厲聲而罵周曰:“偷生腐儒,豈可妄議社稷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後主視之,乃第五子北地王劉諶也。後主生七子,長子劉璿,次子劉瑤,三子劉悰,四子劉瓚,五子即北地王劉諶,六子劉恂,七子劉璩。七子中惟諶自幼聰明,英敏過人,餘皆懦善。後主謂諶曰:“今大臣皆議當降,汝獨仗血氣之勇,欲令滿城流血耶?”諶曰:“昔先帝在日,譙周未嚐幹預國政。今妄議大事,輒起亂言,甚非理也。臣切料成都之兵,尚有數萬,薑維全師皆在劍閣,若知魏兵犯闕,必來救應,內外攻擊,可獲大功。豈可聽腐儒之言,輕廢先帝之基業乎?”後主叱之曰:“汝小兒,豈識天時!”諶叩頭哭曰:“若勢窮力極,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後主不聽。諶放聲大哭曰:“先帝非容易創立基業,今一旦棄之,吾寧死不辱也!”後主令近臣推出宮門,遂令譙周作降書,遣私署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同譙周齎玉璽,來雒城請降。

投降和投降主義是兩回事,譙周的主降論,對軍旅數出、百姓凋敝的蜀國來說,也許是唯一出路。如果諸葛亮、薑維早點接受他的建議,停止北伐,養精蓄銳,現在或許還可一戰。已經到了如此國敗民亡的地步,任何掙紮都無濟於事了。

既得利益者當然是不肯輕易交出權力的。哪怕是有可能的利益獲得者,也輕易不肯認輸。

時鄧艾每日令數百鐵騎來成都哨探,當日見立了降旗,艾大喜。不一時,張紹等至,艾令人迎入。三人拜伏於階下,呈上降款玉璽。艾拆降書視之,大喜,受下玉璽,重待張紹、譙周、鄧良等。艾作回書,付三人齎回成都,以安人心。三人拜辭鄧艾,徑還成都,入見後主,呈上回書,細言鄧艾相待之善。後主拆封視之,大喜,即遣太仆蔣顯齎敕,令薑維蚤降;遣尚書郎李虎送文簿與艾,共戶二十八萬,男女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官吏四萬,倉糧四十餘萬,金銀二千斤,錦綺絲絹各二十萬匹,餘物在庫,不及具數;擇十二月初一日,君臣出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