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是一種促進人類進步的原動力；恨，同樣也是一種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源泉。
恨，是人性惡的一種強烈表現形式，正如愛，是人性中最善良、最美好的感情一樣。恨所體現出來的種種乖戾悖謬，陰刻卑劣，殘忍險毒，暴虐嚴酷，一直到殺人越貨，傷天害理，瘋狂報複，人性喪失，是由於人類先天的從物質到精神的占有欲望，和幾乎屬於本能的排斥異已的壟斷心理，與後天的社會不公正、人類不平等以及正義、邪惡、良知、罪行等等外部環境所產生的嚴重衝突，使心理失去平衡的狀態下逐步形成的。
權術，也是人性惡的一種展現方式，而對於權力層麵的人物來講，權術，是一種必要的生存手段。
《三國演義》一書，就是一本講權術的書。從劉、關、張桃園結義開始，以崇高的感情外衣掩蓋下的本非良善的結契，到最後鄧艾、鍾會的二士爭功，死於非命為止，貫徹始終的無不是人性惡的表演。惡，推動著“合久必分”，同樣是惡，又促進了“分久必合”。
由於惡，在這同一戰場上，魏延、楊儀在前，鄧艾、鍾會在後，演出了情節故事、矛盾衝突大同小異的火並的悲劇。毫無疑問，是導演這出戲的諸葛亮和司馬昭，把握住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性惡的本質，驅使他們產生出不共戴天的互相廝殺的仇恨。但也應該看到，同樣由於惡，在毫不容情地加速著魏亡、蜀滅、吳降的進度，使時代跨入一個新紀元。從這個意義上說，惡，也是一種曆史的必然。這一切，都不以人們的善良意誌為轉移。於是，善善惡惡，愛愛仇仇，就是人類感情活動的全部內容。
卻說後主在成都，聞鄧艾取了綿竹，諸葛瞻父子已亡，大驚，急召文武商議。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攜幼，哭聲大震，各逃生命。”後主驚惶無措。忽哨馬報到，說魏兵將近城下。多官議曰：“兵微將寡，難以迎敵，不如早棄成都，奔南中七郡。其地險峻，可以自守，就借蠻兵，再來克複未遲。”光祿大夫譙周曰：“不可。南蠻久反之人，平昔無惠，今若投之，必遭大禍。”多官又奏曰：“蜀、吳既同盟，今事急矣，可以投之。”周又諫曰：“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臣料魏能吞吳，吳不能吞魏。若稱臣於吳，是一辱也；若吳被魏所吞，陛下再稱臣於魏，是兩番之辱矣。不如不投吳而降魏，魏必裂土以封陛下，則上能自守宗廟，下可以保安黎民，願陛下思之。”後主未決，退入宮中。
從劉備引大軍出川為關羽複仇那天起，他兒子就會有這一天的。任何敗亡，都不是突如其來的。
次日，眾議紛然。譙周見事急，複上疏諍之。後主從譙周之言，正欲出降，忽屏風後轉出一人，厲聲而罵周曰：“偷生腐儒，豈可妄議社稷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後主視之，乃第五子北地王劉諶也。後主生七子，長子劉璿，次子劉瑤，三子劉悰，四子劉瓚，五子即北地王劉諶，六子劉恂，七子劉璩。七子中惟諶自幼聰明，英敏過人，餘皆懦善。後主謂諶曰：“今大臣皆議當降，汝獨仗血氣之勇，欲令滿城流血耶？”諶曰：“昔先帝在日，譙周未嚐幹預國政。今妄議大事，輒起亂言，甚非理也。臣切料成都之兵，尚有數萬，薑維全師皆在劍閣，若知魏兵犯闕，必來救應，內外攻擊，可獲大功。豈可聽腐儒之言，輕廢先帝之基業乎？”後主叱之曰：“汝小兒，豈識天時！”諶叩頭哭曰：“若勢窮力極，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後主不聽。諶放聲大哭曰：“先帝非容易創立基業，今一旦棄之，吾寧死不辱也！”後主令近臣推出宮門，遂令譙周作降書，遣私署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同譙周齎玉璽，來雒城請降。
投降和投降主義是兩回事，譙周的主降論，對軍旅數出、百姓凋敝的蜀國來說，也許是唯一出路。如果諸葛亮、薑維早點接受他的建議，停止北伐，養精蓄銳，現在或許還可一戰。已經到了如此國敗民亡的地步，任何掙紮都無濟於事了。
既得利益者當然是不肯輕易交出權力的。哪怕是有可能的利益獲得者，也輕易不肯認輸。
時鄧艾每日令數百鐵騎來成都哨探，當日見立了降旗，艾大喜。不一時，張紹等至，艾令人迎入。三人拜伏於階下，呈上降款玉璽。艾拆降書視之，大喜，受下玉璽，重待張紹、譙周、鄧良等。艾作回書，付三人齎回成都，以安人心。三人拜辭鄧艾，徑還成都，入見後主，呈上回書，細言鄧艾相待之善。後主拆封視之，大喜，即遣太仆蔣顯齎敕，令薑維蚤降；遣尚書郎李虎送文簿與艾，共戶二十八萬，男女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官吏四萬，倉糧四十餘萬，金銀二千斤，錦綺絲絹各二十萬匹，餘物在庫，不及具數；擇十二月初一日，君臣出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