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沈從文仍然不放棄，他雖然去了青島大學教書，卻一如既往地寫情書。張兆和雖仍不愛他，但是也漸漸有了那麼一絲同情。
信一封接著一封送出去，沈從文卻沒有收到任何回信。他急了，在1932年的夏天，他從青島跑到了蘇州張兆和的家裏。
他沒有見到張兆和，她剛好去了圖書館。
沈從文以為她存心躲避，黯然神傷地在張家門口徘徊。
張兆和的二姐張允和叫住了他，她問清他的身份，邀請他進門坐坐。他執意走了。
等到張兆和回家，張允和便勸她去旅館看望沈從文。她說：“你去了就說，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請你來玩玩。”
張兆和去了，站在旅館門口，將姐姐的話一字不落地背出來。
兩個人一起回了張家。
沈從文回到青島後，攻勢不減。他托二姐允和幫忙成全，另外也向張父提起這門親。
他說：“如果爸爸同意，就早點讓我知道，讓我這鄉下人喝杯甜酒吧！”
張兆和最終還是沒能招架住這火熱的追求，她鬆動了，二姐張允和去拍電報告知沈從文，機靈的她隻發了一個字“允”！這既是她的名字，又代表了張家的態度，沈從文自然能會意。可是張兆和怕不保險，又去發了一條“鄉下人，喝杯甜酒吧”。
寥寥數語，成就了民國史上最甜蜜的電報，這甜蜜中卻還帶著辛酸。
1933年，沈從文辭去青島大學教職。9月9日，二人在北京中央公園宣布結婚，婚禮十分簡樸。
對於沈從文來說，張兆和是女神。他為她寫情書，也為她寫，“有了你，我相信這一生還會寫得出許多更好的文章！”
《邊城》裏的翠翠、《長河》裏的夭夭、《三三》裏的三三，都是黑皮膚女孩，都是張兆和。
他熱烈地為女神謳歌，就像一個急於奉上真心的孩子。他希望張兆和也能像孩子一樣，歡喜地投入愛情，像他一樣投入。
但是，張兆和並不是他臆想中的不可捉摸的女神，當他們結了婚，她開始安心地做一個家庭主婦。
正如張兆和最愛穿的藍粗布袍子一樣，這個名門閨秀的性格其實並不驕矜。她說：“不許你逼我穿高跟鞋燙頭發了，不許你因怕我把一雙手弄粗糙為理由而不叫我洗衣服做事了，吃的東西無所謂好壞，穿的用的無所謂講究不講究，能夠活下去已是造化。”
婚姻不是詩，不是，吃飯穿衣和柴米油鹽是無法擺脫的現實。從一開始，他們二人對愛情的態度就完全不同。
沈從文收入並不多，卻愛好收集字畫，很費錢。張兆和斥責他不知節儉：“打腫了臉裝胖子。”
結婚時張兆和沒有收到戒指，連姑母給的一個玉戒也被沈從文偷偷當掉，換了字畫。她在給沈從文的信中寫道：“家裏誰都不節儉，事情要我問，我不省怎麼辦？”她跟沈從文結婚後就沒胖過，一直瘦得皮包骨。
也許張兆和不是不愛浪漫，不是沒有風情，她隻是迫不得已。她早早地被生活磨滅了鮮美的外殼，露出堅韌的內核。
沈從文不懂這些。他隻是失望，現實的婚姻生活和臆想中遠遠不同，他懷疑婚姻存在的意義，懷疑張兆和不愛他，他甚至懷疑張兆和另有情人。
張兆和回複他：“來信說那種廢話，什麼自由不自由的，我不愛聽，以後不許你講。”
他就像一個孩子氣的情人，時不時地變化著方式撒嬌，根本不是一個相濡以沫的丈夫應有的姿態。雖然他的問題很多，但有一個事實始終無法掩飾，張兆和的確並不了解自己的丈夫。
沈從文回湘西探母，他的家書一封接著一封，寫得勤快。
她偶爾也回信，帶了一些溫存：“長沙的風是不是也會這麼不憐憫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塊冰？為了這風，我很發愁，就因為我自己這時坐在溫暖的屋子裏，有了風，還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麼支撐的。”
可是她沒有陪同他一起。
沈從文去西南聯大任教，她不願意跟過去，獨自留在北京。沈從文給她寫了無數的信訴說相思，這些後來被編成了《飄零家簡》。
她擔憂的是他在外的形象，怕他如在自己麵前一樣地在外人麵前自卑，她不允許他借錢。
她寫道：“你那邊能自己供應，能辦到不借錢更好，楊先生錢亦不多，你萬萬不可再向他借了。”
張兆和甚至並不喜歡沈從文所寫的故事，也不欣賞他的文章。在沈從文聲名大作的時候，張兆和還總忍不住去修改沈從文文中的語法，以至於最後沈不敢再讓她看自己的新作。
她似乎鄙夷沈從文在她麵前所表露的種種低姿態，她不希望他用這樣的姿態為人行事，一次次矯正。但她不知道，他是愛她才低了姿態。
愛與不愛都無罪
在感情上，他們兩個人根本是不對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