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夫妻反目成仇，離婚或許是一個好的改變，一別兩寬，各自嫁娶；
如果感情已到陌路，離婚或許是一個好的轉化，愛人變朋友，關心而不關情；
如果針尖不容麥芒，離婚或許是一個好的緩和，時間打磨了兩個人的棱角，兩隻刺蝟最後相擁取暖。
離婚似乎不難，但兩個尚有感情的人要分道揚鑣並不容易。家裏的表姐正打算離婚，一個標準的奶嘴男，一個極品的惡婆婆，她日子過得極其糟心。本以為會很順利，誰知道家裏竟然反對聲一片，父母親戚都七嘴八舌地勸她：“年過三十，姿色一般，離了婚怎麼辦？說不定，下個男人還不如這個呢。”
表姐眼看著就鬆動了，私下跟我嘀咕：“我倒不怕吃苦，就怕過得不好，白白讓這個男人看笑話。”
有此心誌，何愁離了男人不能活？
有多少女人在婚變後涅槃重生，比如董竹君。要知道，女人在婚姻裏的磨難，隻是一種無意義的忍耐，成全了他，委屈了自己，還不如絕地求生。
灰姑娘也會有春天
1914年的上海法租借，在徐家彙橋附近，一個穿著白色單薄連衣裙的姑娘從弄堂裏匆忙跑出來。
她上了一輛黃包車，連聲催促車夫離開，不時地回頭張望。
她這時候還叫阿媛，不是日後那個名震上海的董竹君。
在這個春寒料峭的夜晚，她還隻有十四歲，剛剛從妓院中逃出來，決定去找她心愛的男子遠走高飛。
這又是一個類似於紅拂女夜奔的故事。身陷風塵的女子不甘墮落，終於有幸遇到英雄，她便一意孤擲，追隨而去。
每個傳奇都有相似的開頭，卻有著各種各樣的結局。
董竹君出生在一個貧窮的家庭，父親在上海拉黃包車，母親給有錢人家做傭工，日子過得很艱辛。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董竹君自小就幫著母親做家務，掃地、擦桌、上街買糧食、半夜把馬桶提到行人道邊的屋簷下放著，樣樣都做得嫻熟利落。
董竹君的父親脾氣不好，如果掙了錢，就會買點酒菜回來；如果生意差，他隻能空手回家，與母親吵一架。
但董竹君的童年也並不是全然晦暗的。盡管她的父母貧窮，每天都吃些青菜蘿卜，但他們還是堅持送她去念書。
他們的願望很樸實，因為自己識字不多，吃了很多苦頭，知道一個人不讀書就不會有出頭的日子。雖然董竹君是個女孩，但她聰明伶俐，他們希望她多念點書，以後可以嫁個好人家。
六歲時，董竹君進了私塾，她過了一段相對安樂的時光。
她後來在自傳裏回憶，那段時間，她最開心的就是每天能有十幾文的零花錢，能夠在上學的路上買點心吃。她喜歡買上兩個白糖芝麻芯子的糯米飯團，裏麵再夾根油條，把它揉壓得緊緊的，又香又好吃。
不過好景不長，董竹君的父親因為勞累過度患了嚴重的傷寒症，他不能再出去拉車，家裏變得更加貧困。
到了董竹君十二歲的時候，家裏已經拿不出任何讀書的費用，她的母親提出讓她去學唱京戲。
董竹君奇怪地追問：“學了又有什麼用？還要花錢。讀書都沒有錢了，還要學唱？”
母親無奈地說：“你學吧，先別管。”
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為了治病和養家，全家四處借貸，貧苦的生活雪上加霜。董竹君的父母不得不出此下策，忍痛將女兒送去學戲，然後以三年三百大洋的價格，將她抵押給了五馬路的一家妓院。
進了青樓的董竹君不到十四歲，她頂了“楊蘭春”的名字，那天，她拍下了有生以來的第一張照片。
董竹君晚年在回憶錄詳細地記述了當天的情景：“照相那天，好像是端午節，我戴上自己最喜歡的一對碧綠色的翠玉耳環，穿一身當時最時髦的黑紗透花夾衣褲，將頭發梳成最時興的劉海剪刀式，手腕子上戴了一對水金花式的金鐲子，漂漂亮亮地去到時芳照相館，然而我的心情卻是那樣的沉悶。”
她其實還是個半大的孩子，在陌生的舞台奔波賣唱，心裏隻有苦悶和委屈。
她不愛笑，也許是內心太痛苦。但在妓院這樣一個地方，你不笑，倒顯得更神秘，那些男客反而老想著逗你笑。
董竹君竟因此紅了起來。
如果她一直在青樓待下去，也許就和很多風塵女子一樣，紙醉金迷，最後一點點地沉淪下去。
但命運讓她遇到了夏之時。
鳳凰涅槃，才得新生
夏之時出生於四川，早年留學日本，後來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在成都郊外龍泉驛帶兵起義。
他是名聲赫赫的將軍，俠骨柔情，怱地一下乘著五彩祥雲而來，成了董竹君的英雄。
1913年，夏之時來到上海，參與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在此期間，為了掩人耳目，夏之時和一些革命黨人常常在青樓聚會議事，他就這樣遇見了董竹君。
董竹君稱呼夏之時為“夏爺”。
她敏銳地發現了這位夏爺的不同，他到堂子裏來似乎不是為玩樂的。他們每次都是三五人圍著茶桌，一邊吃喝，一邊低聲議論國事，神情顯得很緊張，時不時地打量周圍，一看就是做大事的。
負責照顧董竹君生活的是個五十多歲有些駝背的婦女，董竹君叫她孟阿姨。這位孟阿姨時常跟她講起妓女的悲慘遭遇，一來二去，董竹君留了心，她決定在老鴇逼迫她賣身前，找到一位可靠的男子，逃離青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