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曆史我們不禁發問：在稱帝前，袁世凱已是獨掌大權的民國大總統了，為什麼還要圖皇帝這個虛名呢？當時，他的大總統是終身製的，甚至可能成為家族製，這種終身製的集權式的大總統和封建帝王相差無幾。至今仍有很多曆史學家提出疑問：袁世凱當初為什麼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呢？難道僅僅是貪慕虛名嗎？
1911年，世界強國中隻有法、美兩個民主共和國家，英、日、德那時實行的都是君主立憲製。對於積弱的中國來說，法國那種激進的革命方式非但無法實現民主共和，甚至會造成巨大的災難。美國的民主道路比較順利，但美國的情況極為特殊，它的文明史短暫，沒有經曆長時期的專製傳統，建國時期的社會各階層民眾，已然接受並習慣了從英國舶來的議會政治。而中國經曆過長達兩千多年的帝王專製統治，以至於當時在中小城市和農村裏，普通老百姓隻知道皇帝，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總統。
推翻帝製後，民主共和在中國的表現確實是令人失望的。這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直接關係。民國初建，共和國這個理想雖然在中國出現了，但當時的中國還不具備實施民主共和的主、客觀條件。對於90%人口是農民、80%人口是文盲的中國老百姓來說，無論坐在龍廷的那個人叫皇帝還是總統，在省城管事的叫巡撫還是都督，都沒有給生活帶來什麼實質性的改變。
當時的國民思想整體封建保守，對於從天而降的共和體製都有些無所適從。社會問題隨之日趨嚴重，老百姓普遍認為：皇帝就是王法的象征，沒有皇帝，也就無所謂王法了；沒有了王法的約束，原本暗藏的種種罪惡便隨之凸顯出來。原來販賣私鹽大都是地下交易，現在在市場上公開買賣；以前的土匪都是夜黑風高作案，現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行凶搶劫。這就是袁世凱稱帝前的社會狀況，實際上已經處於全麵癱瘓的臨界狀態。
舊的權威打掉了，新的權威卻沒有及時樹立起來，社會急需新權威的出現，以維係短時期內的穩定局麵，杜絕社會秩序的完全崩潰。
孫文借宋教仁被刺案之機發動二次革命，表麵上剛剛穩定下來的國家再次陷入混亂。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徹底喪失與北洋集團抗衡的實力。沒有不同派係的實力彼此製衡，資產階級式的民主共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石。
削弱最大的政敵後，袁世凱擺脫了原來的種種製約，開始實施中央集權。
在打敗了國民黨後，袁世凱的聲望達到前所未有的巔峰，他擁有了在中國實現威權製度的機會和權力，中國當時的國情似乎也急需建立新的權威。
需要說明的是，除了北洋集團和國民黨，當時還存在300個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團體。此外，政府派將軍到地方當督軍，他們掌握軍政大權後與中央貌合神離，拖欠稅款之類的事情時有發生。
袁世凱等社會政治精英發現：共和後的中國非但沒有變得更加強大，反而愈加衰弱，看起來比以前更像一盤散沙了。而“二十一條”最終證明，共和體製下的集權並沒有增強中國的外交實力，本國的凝聚力也隨之下降。
在內外交困中，袁世凱發現必須尋找一個東西，一個精神的東西、製度的東西，把中國重新扶起來。於是，他想到了有傳統道德做支撐的皇帝權威。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專製皇帝肯定是不能當的，這一點袁世凱不會想不到。袁世凱稱帝的年號為“洪憲”，從字麵上不難看出，袁世凱稱帝的本意是想實行君主立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