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旋後,孫傳芳在南京召開五省聯軍大會,宣布成立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自任聯軍總司令兼江蘇總司令,聘日本軍官岡村寧次,社會名流蔣百裏、章炳麟為軍事顧問。他還開辦江蘇聯軍軍官學校,自兼校長。其鼎盛時期的總兵力達20多萬人。從此,孫傳芳統轄富庶的東南五省,成為吳佩孚以外最有實力的直係巨頭。
孫傳芳從一名學兵一躍成為最年輕的北洋軍閥,隻用了7年。就在孫傳芳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時候,一名民間普通女子卻對他恨之入骨。這個女子名叫施穀蘭,原籍安徽桐城,從小生長在山東濟南。施穀蘭正是被孫傳芳殘忍殺害並暴屍的施從濱的後人,但她不是施從濱的親生女兒,而是自幼被過繼給叔父施從濱的養女。
施從濱的死訊傳來,施穀蘭悲憤不已,她立誓要為養父報仇,並且寫詩一首以明心誌:“戰地驚鴻傳噩耗,閨中疑假複疑真。背娘偷問歸來使,懇叔潛移劫後身。被俘犧牲無公理,暴屍懸首滅人倫,痛親誰識兒心苦,誓報父仇不顧身!”
然而,一個毫無勢力背景的弱女子,要想去刺殺像孫傳芳那樣的軍閥梟雄,實屬天方夜譚。於是,施穀蘭便將複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誠的身上。
1928年11月,施穀蘭隨母親董氏在領取施從濱的撫恤金的時候,當麵懇求施從濱的同僚張宗昌尋找機會提拔施中誠。不久,施中誠被升任煙台警備司令。施穀蘭提出要施中誠為養父報仇,卻被眷戀錦繡前程的施中誠以“報仇時機未到,恁可輕拋生命”為借口拒絕了。施穀蘭倍感失望,一怒之下,寫了封長信,與施中誠斷絕了兄妹關係。
那麼,父仇未報的施穀蘭會就此善罷甘休嗎?風起雲湧,孫傳芳又麵臨什麼樣的政治形勢呢?
1926年夏,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討伐的對象,正是張作霖、吳佩孚和孫傳芳。不可一世的孫軍根本沒有把這幫初出茅廬的學生軍看在眼裏,可是不到一個半月,曾經所向披靡的孫軍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慘敗,不得不全部退出江西。
慘敗的孫傳芳隻能妥協忍讓,與張作霖化敵為友,共同對付革命軍。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張作霖早就忘記了當年為奉軍作出犧牲的兄弟施從濱。他不計前嫌,與孫傳芳結成同盟,組建了安國軍政府,並自任安國軍總司令,孫傳芳為安國軍副總司令,兼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以為有了奉軍的支持,就可以扭轉頹勢。他萬萬沒有想到,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軍卻以排山倒海之勢席卷全國,勢不可當,舊軍閥被摧枯拉朽般擊潰。
孫傳芳集團行將沒落,內部也開始紛紛倒戈,叛逃的叛逃,起義的起義。眼看著他的得力戰將一個個都歸附了革命軍,孫傳芳也感到大勢已去。孫傳芳兵敗如山倒,革命軍很快就占領了杭州、嘉興、安慶等地,直逼南京。走投無路的孫傳芳隻能投奔張作霖。
1928年6月初,張作霖在沈陽皇姑屯被炸死,孫傳芳被迫逃往沈陽,投奔張學良。同年年底,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歸附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其間,對蔣介石恨之入骨的孫傳芳,曾多次遊說張學良實行東北割據,伺機再度進關,一爭天下。張學良並未采納孫傳芳的建議,孫傳芳無奈離去。
而這個時候,孫傳芳的仇家施穀蘭念念不忘複仇,一直在尋找孫傳芳的下落,卻因苦無音信而心急如焚。
那麼,一度呼風喚雨、囂張跋扈的五省聯軍統帥孫傳芳又到哪裏去了呢?
其實,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孫傳芳便離開了東北,攜全家來到天津,寓居租界。孫傳芳本有出山主政之意,猶疑之際,北平傳來消息,他的老上司吳佩孚為了拒絕日本人的勸請出山,居然把自己的壽棺擺在院子裏,表示自己寧死不出山、不當漢奸的決心。這件事一時傳為“陳棺言誌”的美談,同時也讓孫傳芳不敢輕易表示出山主政。
百無聊賴的孫傳芳陷入了苦悶、惆悵中,一蹶不振,漸漸地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孫傳芳寄居天津的第四個年頭,施穀蘭也帶著孩子離開了山西太原,回到天津娘家。臨行前,她再次賦詩明誌:“一再犧牲為父仇,年年不報使人愁。癡心願望求人助,結果仍需自出頭。”她正式改名為“施劍翹”,不再幻想有好心的仗義俠士替她出頭報仇,決心自己動手以了卻心願。
兩人雖在同一城市,施劍翹卻不知情。為了尋找仇人的影子,施劍翹隻能大海撈針,找來近一年的報紙,又跑遍各個書店,買回來一包又一包過時的舊照片,卻一無所獲。
直到有一天,施劍翹經過一個算卦的小攤,無意間瞥見了一堆雜物當中的孫傳芳照片。這是她第一次見到仇人的麵孔。她花高價買下了這張照片,打算按照照片來尋找仇人孫傳芳。但是,僅憑一張數年前的舊照片,又怎能在成千上萬的人群中將他辨認出來呢?正當施劍翹不知所措的時候,一個意想不到的線索突然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