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門坎”事件
在石原莞爾所謂的“日本帝國國防方針”中，都把俄國或蘇聯放在威脅的第一位。辻政信的想法在日本陸軍很有代表性：隻要狠狠打一下。
1939年5月11日，幾十名外蒙騎兵渡過了哈拉哈河，和當地的偽滿軍隊發生了武裝衝突。小鬆原道太郎中將帶領第23師團作戰。1939年5月27日，日軍向蘇蒙軍發起攻擊，第23師團騎兵聯隊和重裝甲車部隊雖包抄奇襲蒙軍指揮部得手，但很快被蘇軍坦克包圍，日軍的重裝甲車根本不是蘇軍坦克的對手，蘇蒙軍一個噴火坦克連和裝甲車營輕而易舉地全殲了日軍這股快速部隊。正麵進攻的日軍被蘇軍密集的炮火打得丟盔卸甲、損傷過半，撤回了海拉爾。
6月20日，第23師團全體出動，小鬆原帶著2萬多人浩浩蕩蕩地向諾門坎進發了，同時出動的還有作為戰略預備隊的第7師團主力，從7月1日起，第1坦克師團的多次衝鋒都無功而返，蘇軍頑強地把守著河東岸陣地。隻有7月3日晚，第4坦克聯隊利用大雨掩護和蘇軍的麻痹，奔襲蘇軍第36摩步師重炮陣地僥幸得手。
蘇軍總參謀部決定總攻時間為8月20日（星期天），因為按照慣例，日軍前沿部隊的軍官有半數要輪流到海拉爾去休假。進攻的命令20日淩晨2點45分傳達到一線連隊，對麵日軍陣地一片沉寂，蘇軍反攻做到了最大的突然性。8月24日淩晨，反攻部隊紛紛從坍塌的工事中爬了出來，等日軍完全脫離了陣地之後，蘇軍的炮火鋪天蓋地般打了過去，無處躲藏的日軍傷亡慘重。關東軍的瘋狂反擊失敗後，防線全線崩潰，蘇軍追擊到將軍廟一線停了下來。
在滿洲的活動
在陸士栽贓陷害事發後，辻政信被發配到第二聯隊。此後一年都在橫山勇大佐的安排下負責給青年軍官進行戰術教育。後來去九州的久留米找了第二十四旅團長東條英機，但東條也幫不上忙，因為東條當時也要被發配到滿洲去當憲兵司令了。不到一年，1936年2月26日，陸軍皇道派下級軍官帶領1400多名士兵發動政變，包圍了首相官邸、國會議事堂、陸軍省、參謀本部和警視廳，殺死了內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大將，是為“二·二六”事件。在昭和天皇的堅持下，政變被迅速鎮壓了下去，同時統製派開始了對皇道派的大掃蕩，叫做“肅軍”運動。當時任關東軍憲兵司令的東條英機，一得知“二·二六”事件的消息，立即出動憲兵抓了1000多人，把在滿洲的皇道派人物幾乎一掃而空。1936年4月，辻政信被關東軍第三課主任參謀花穀正少佐調往關東軍兵站課補缺。辻政信花了一個月才看完“滿洲事變”的有關資料，深深被石原莞爾的“下克上”精神所征服，發出了這種感歎：“先覺的導師（指石原莞爾）對物體的觀察方法，對中國滿洲、東亞的思維方式，使我從權益思想到道義思想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見識的不同，就有這麼可怕的力量。”從此他以石原莞爾為偶像，以“大亞細亞主義”為終身信仰。而這個信仰也成為了他日後策劃馬來戰爭和戰後失蹤的重要原因之一。1937年6月3日，在辻政信的主張下，關東軍為在1928年6月4日淩晨的皇姑屯事件中被當時的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密謀炸死的張作霖下葬，花費十萬大洋。後來做過“滿洲國”經濟大臣的韓雲階就半分吹捧、半分佩服地對辻政信說：“辻參謀真行，用十萬大洋就做到了關東軍花了上億大洋的宣傳費都沒有做到的事，一掃了九·一八以後的沉悶空氣。”1937年9月，在辻政信的多方奔走下，占地20萬平方米的“滿洲建國大學”在“新京”（今長春）南郊的歡喜嶺成立。同時辻政信在滿洲的“剿匪”工作也十分出色，成功地招降了有5千多人的呂紹抗日武裝。
1937年7月7日，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件”爆發。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分裂為以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為首的不擴大派和作戰課長武藤章大佐為首的擴大派。關東軍和朝鮮軍主張擴大事態，並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對天津軍進行遊說。此時的辻政信背棄了他的偶像石原莞爾（也可以看作是對石原“下克上”的模仿），極力主張關東軍從山海關機場出動轟炸機對盧溝橋附近進行轟炸。當時天津軍的作戰主任參謀池田純久中佐是反對擴大派，他說：“好，你關東軍敢出動轟炸機，我就敢出動戰鬥機把它打下來！”由於和天津軍的矛盾，不到一個月辻政信就被北支那方麵軍高級參謀下山琢磨大佐派往山西的板垣征四郎的第5師團負責聯絡，到了山西以後突然接到北支那方麵軍參謀長園田直三郎中將的聯絡，讓辻政信留在山西。在下山和園田的爭執下，辻政信最終被板垣征四郎送回關東軍任夢寐以求的作戰課參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