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合資的時候，兩個人盤算著創建“沙宗琪推拿中心”的時候，“一人一半”可是沙複明最先提出來的。那時候他們倆還是上海灘上的打工仔。沙複明非常看重這個“一人一半”。“一人一半”並不隻是一種均利的投資方式，它還包含了這樣的一句潛台詞：咱們兩個都做老板，但誰也不是誰的老板。老實說，沙複明這樣做其實是有些違心的，他特別看重“老板”這個身份，並不願意和他人分享。說起來也奇怪了，盲人，這個自食其力的群體，在“當老板”這個問題上，比起健全人來卻具有更加彪悍的雄心。幾乎沒有一個盲人不在意“老板”這個獨特的身份。無聊的時候沙複明多次和同事們聊起過，沙複明很快就發現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差不多每一個盲人都懷揣著同樣的心思，或者說，理想——“有了錢回老家開個店”。“開個店”，說起來似乎是業務上的事，在骨子裏，跳動的卻是一顆“老板”的心。
沙複明情願和張宗琪“一人一半”，完全是出於對張宗琪的情誼。在上海，他們兩個是貼心的。他們是怎麼貼起心來的呢?這裏頭有原因了。
和所有的推拿師一樣，沙複明和張宗琪在大上海過著打工仔的日子。十裏洋場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對他們兩個來說，大上海就是麗張床：一張在推拿房，那是他們的飯碗；一張在宿舍，那是他們的日子。推拿房裏的那一張還好應付，勞累一點罷了。沙複明真正懼怕的還是集體宿舍裏的那一張。他的床安置在十三個平米的小房間裏頭，十三個平米，滿滿當當塞了八張床。八張床，滿打滿算又可以換算成八個男人。八個男人擠在一起，奇怪了，散發出來的卻不是男人的氣味，甚至，不再是人的氣味。它夾雜了劣質酒、劣質煙、劣質牙膏、劣質肥皂、優質腳汗、優質腋汗以及優質排泄物的氣味。這些氣味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種令人眩暈的氣味。這是特殊的氣味，打工仔的氣味。
沙複明和張宗琪居住在同一個宿舍。沙複明是上床，張宗琪也是上床。麵對麵。兩個人平日裏很少講話。終於有一天，他們之間的談話多起來了——他們的下床幾乎在同時交了女朋友了。
下床有了女朋友，可喜可賀。當然了，不關他們的事。可是，兩個下床卻做出了一項驚人的舉動，幾乎就在同時，他們把女朋友留下來過夜了。他們扯來了幾塊布，再用圖釘把幾塊布摁在了床框上，這一來三麵都擋嚴實了，隔出了一個封閉的、私有的空間。天地良心，在那個封閉的空間裏頭，他們絕對是自律的、克製的，通宵都沒有發出不確當的聲音。真是難為他們了。然而，當事人忽略了，無論他們怎樣努力，他們所能克製的隻是聲音，他們不可能克製身體的基本運動。他們在動，床也在動。這一動上鋪也就跟著動，比下床的幅度還要大。沙複明躺在上鋪，張宗琪也躺在上鋪，他們的身體憑空出現了一種節奏。這節奏無聲，均衡，無所事事卻又幹係重大，足以要人的命。他們隻能躺著，若無其事，卻欲火焚身。
沙複明和張宗琪就這樣走到了一起。他們在私下裏開罵了，也罵娘，也抱怨。同病相憐了。他們沒病，他們就是硬邦邦地同病柑冷了。這個罪不是誰都可以忍受的。別人不了解，他們了解。他們感同身受。他們的痛苦是相同的，怨恨是相同的，煎熬是相同的，鬱悶是相同的，自我解嘲也是相同的。他們隻能相互安慰。他們很快找到了相同的理想，能有一間自己的房間多好啊!怎麼才能有一間“自己的”房子呢?答案隻有一個，唯一的一個，做老板。
沙複明和張宗琪絕對算得上患難之交了。一起從“火海”裏熬出來，不是出生入死又是什麼?不誇張的。他們對“打工”恨死了，換句話說，他們想做“老板”想死了。因為有了這樣共同的和熱切的願望，兩個人決計把資金合起來，提前加入到老板的行列。沙複明說：“你一半我一半，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叫‘沙宗琪’推拿中心。”上海的門麵太貴，那又怎麼樣?回南京去!——哪裏的生意不是生意。
沙複明當機立斷，他把張宗琪帶到了南京。為什麼要說沙複明把張宗琪“帶”到南京呢?原因很簡單，南京是沙複明的半個老家，是他的大本營。張宗琪卻和南京沒有任何關係，他的老家在中原的一個小鎮上。總不能把“推拿中心”開到偏僻的小鎮上去吧。
“沙宗琪推拿中心”的建立是一個標誌，這標誌不是沙複明和張宗琪由打工仔變成了老板，不是。這標誌是沙複明和張宗琪由兩個毫不相幹的打工仔變成了患難兄弟。他們的友誼建立起來了，到了巔峰。其實，從骨子裏說，沙複明和張宗琪都是不甘心的。沙複明原先的理想是開一家“沙複明推拿中心”，張宗琪呢?一樣，他的心思是“張宗琪推拿中心”。但是，既然是患難之交，生死之交，“沙複明”和“張宗琪”哪裏有“沙宗琪”好?沙複明就是沙複明，有沙複明的父母。張宗琪就是張宗琪，也有張宗琪的父母。“沙宗琪”就不一樣了，“沙宗琪”沒有父母，沙複明就是“沙宗琪”的父親，張宗琪也是“沙宗琪”的父親。他們不隻是當上了老板，他們還是一個人了。他們是進取的，勤勉的，他們更是禮讓的，盡一切可能來維護他們的友誼。他們為自己的友誼感動，也為自己的胸懷感動。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當以同懷、同胞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