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美國對蘇政策的製訂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但中國因素無疑是這眾多因素中比較重要的一個。因為中國是一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亞洲大國。在地理位置上介於美蘇之間，中國無論向哪一邊傾斜都會對世界戰略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然而，中國對於美國對蘇政策的影響畢竟是有限度的，對美國來說，美蘇關係的重要性總是高於美中關係。
50年代初期，美蘇均勢尚未形成，美國在力量對比上仍占據優勢。此時，中國的“一邊倒”的方針對蘇聯極為有利，它改變了美蘇力量的對比，給美國造成了極大的壓力。美國不得不麵對“鐵板一塊”的共產主義的挑戰，被迫從歐亞兩線作戰，實行全球遏製，在軍事上則采取“兩個半戰爭”的戰略，設想在亞洲同中國，在歐洲同蘇聯同時打兩場大戰。
從50年代末開始，中蘇關係由於兩國意識形態分歧的擴大終於導致分裂，美國也改變了“共產主義是鐵板一塊”的看法，不再感到中蘇聯合的壓力。然而，當時的美國執政者並沒有意識到中蘇分裂的深遠意義而加以利用，此時的約翰遜政府也一心隻想贏得越南戰爭，沒有把中美關係的改善提到議事日程上。
到60年代後期，隨著國際形勢和中美兩國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美國通過改善對華關係來製衡蘇聯成為了可能，美國對蘇政策中的中國因素也變得空前活躍和重要起來。
首先，世界戰略格局和美蘇間的相互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美國的經濟相對衰落，而蘇聯不僅取得了同美國的核均勢，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縮小了同美國的經濟差距，擴充了軍備和加強了軍事實力。尼克鬆政府明智地承認了美國力量的下降，相信世界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正由兩極走向多極，出現了美國、蘇聯、西歐、日本、中國這“五大力量中心”。美國已經不再“處於十分突出的或者完全占支配的地位了”，而蘇聯已成為這幾個中心中惟一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美國造成最大威脅的國家。為了遏製蘇聯的擴張主義，美國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其他幾個大國，為此，美國“為了製定一種新的對外政策來迎合一個新時代的需要”而從四個方麵調整了其全球戰略：第一，由於美國的實力地位正在下降，美國有必要改變兩極戰略結構，利用中蘇分裂並把希望寄托在“蘇聯集團的內部演變”上；第二，同蘇聯相比，中國給越南的援助是更實質性的，美國在結束越南戰爭的問題上更需要中國，但尼克鬆也“想讓蘇聯參與解決這場戰爭”；第三，尼克鬆認為，蘇聯構成了“在全球範圍內對美國的主要威脅，並把中國看作是解決俄國問題和其他問題的關鍵”，他試圖利用中國來遏製蘇聯；第四，在經濟上蘇聯渴望從西方獲得技術和資金，在戰略上它指望美國能幫助它對付中國，因此，美國也可以利用蘇聯來遏製中國。尼克鬆的戰略就是在美蘇中三角中確保美國能占據一個最有利的位置以便從中得利。基於此，尼克鬆首先就調整了其對華政策，正如他所說的那樣：“如果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它的七億五千萬人民參加，就不可能有穩定和持久的和平。”
其次，中蘇衝突的發展為中美和解提供了新的機會。從1965年起，蘇聯開始在遠東大規模增兵。1966年1月，蘇聯同蒙古人民共和國簽訂了為期20年的允許蘇聯在蒙古駐軍和設置基地的《友好合作與互助條約》。1969年，蘇聯軍隊入侵中國的珍寶島，由此雙方在中蘇邊境發生了一係列的武裝衝突，使兩國關係幾乎瀕臨爆發大規模戰爭的邊緣，蘇聯甚至還威脅要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先發製人的襲擊。此後，蘇聯開始了從中國的西北邊界到阿富汗、印度支那的對中國進行軍事包圍的計劃，它還把它在亞洲的110萬軍隊的80%部署在中蘇和中蒙邊界。中蘇對抗已從著重在意識形態方麵的分歧發展成為國家關係上的尖銳衝突。這時，雖然美國仍視中國為“潛在的敵人”，但已意識到中蘇的敵對狀態使美國獲得了一個“極好的曆史性機會”，認識到中國需要借助美國的力量來阻遏蘇聯的擴張，並且由於中國“國內的困難”，它同蘇聯的爭端以及麵對蘇聯優勢的軍事壓力，中國今後不可能成為“大規模的擴張力量”，也不會對美國在亞洲的利益構成“軍事威脅”，對美國全球利益的主要危險不是來自於中國而是蘇聯。對此，尼克鬆和基辛格提出了一項新的以遏製蘇聯為主要目的的對華政策，因為和中國改善關係不但能被用作同蘇聯打交道時影響蘇聯的手段，而且還能幫助美國在不丟失麵子的情況下結束越南戰爭。
第三，美國國內政治出現的變化為美國改善對華關係奠定了基礎。1964年，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富布賴特批評了那種認為“共產主義是鐵板一塊”的陳詞濫調，認為同中國的敵對絕非“永久的現象”，要求美國“在處理同中國的關係中采取靈活性”。1966年，一些有影響的著名人士在國會舉行的關於中國問題的聽證會上，又力陳反對孤立中國的理由，提出對中國應實行“遏製而不孤立”的政策。尼克鬆當選為總統後不久，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一批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就撰寫了一份研究報告，敦促他采取與中國和解的政策。1971年，據民意測驗，美國國內支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已超過半數。這表明美中和解的時機已經成熟。
第四，尼克鬆當選為總統終於使美中和解由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戰後美國長期執行反共政策造成中美間長達20年的敵對，50年代初，民主黨政府因“丟失中國”而備受麥卡錫攻擊的情景人們還記憶猶新，因此，美國民主黨人和自由派人士害怕被指責為“親共”或“對共產黨國家采取軟弱態度”，在當時他們還很難有膽量提出與中國和解的政策。而尼克鬆卻是一個以反共堅決和忠於台灣國民黨政權聞名的保守派共和黨人，他反而在打開和中國關係正常化大門時無所顧忌，雖然他在長期的政治生涯中一直熱衷於反共，但他卻成了同中蘇兩個共產黨大國和解的建築師。